学生殴打同学后导致施暴者猝死，事后猝死学生家长拉横幅到校维权

　　我国一直有死者为大的说法，不管生前做多少坏事、恶事，只要一入土，那就再大再多的罪孽也无需追究。但如果不追究事情的原委，只强调死者为大的话，那事件中的受害人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媒体报道，河南柘城县某中学，三名学生围殴一名同学，在理论的过程中，先动手打人的一位同学突然身子踉跄，向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猝死。按照监控视频记录，这位同学并非被踹倒，倒地前与他人没有挨在一起。随后其家长到学校门口拉横幅“维权”，标语是“还我孩子命来”。

　　而作为“致命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升级为“施害者”的角色。当然，持有这种认知逻辑的人，也看起来很自信，因为在他(她)们看来：“人都死了，你还想怎样”。可事实上，人死只是一种既定的事实，而作为生者来讲，“讲道理”，“摆道义”，才能生发更多的救赎可能。

　　这其中不乏有人认为，“摆道义”就是“死者为大”，就是“死者有理”。可从道义本身出发去看，这分明是两回事儿。就“殴打同学时猝死”的学生来讲，肯定是悲剧，但是作为父母该如何维权，这着实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事情。毕竟，在死因不明的情况下，这种纠缠式维权并不会打开任何价值增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算是一种“归因错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主动出手的学生没死，而是被围殴的学生受伤，那么事情就可能走向“另一边”。说到底，父母在维权的时候，并没有基于事件起因出发，而是以恶性的结果为依据。

　　当然，作为学生来讲，在学校发生这种事情，家长是有权发问的，但是不代表纠缠式维权是正义的，是恰当的。因此，我们就更加有必要对其中的机理进行追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被无辜的卷入类似的无妄之灾中。因为，从因果出发，虽然被围攻的学生没事儿，但还是要问责围攻学生的责任，而非因围攻者猝死，事件就被反转。

　　只可惜，从普遍的观感来看，“死者为大”的传统认知已经成为一种“真理”，并导致人们总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因果为导向”看问题。所以通常出现纠缠不清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从生活的近处来看，医疗事故和交通事故中，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比较大。

　　就好比医疗事故，不管病人是自己原因导致身亡，还是医生原因导致身亡，都会追加在医生身上进行无限放大。一些医院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也只好认栽。这种处理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只要“闹一闹”总能得到一些“赔偿”。

　　与此同时，交通肇事中，这种模式也比较常见。死者家属先不管肇事原因，就好像自家人已经死了，说什么都有理似的。这种逻辑之下，“死者有理”就越来越被人们追随，而所谓的道义和法律也只能靠边站。可这样的处理方式真的好吗?

　　不得不承认，人们在判断事件的触发过程中，往往依赖时间线条归因，而非寻找真实的因果关系。就比如“殴打同学时猝死”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现在的学校里有监控设施，很可能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从某种层面上讲，既然猝死的学生谁也没碰，很可能就是别的病因触发，具体与打架推搡有没有直接关系，还需要专业的法医进行鉴定。

　　但是，作为父母在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打着横幅维权，显然有些不得当，也并不会对案情有太大帮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不好还会影响事件的进展。事实上，这个时候，“被围殴的学生家长”站出来维权也并不过分。

　　从事件的根本上看，不能因为“围殴者猝死”，就认为“被围殴者”就不能维权。但是，从普遍的观念认知来看，就好像没出事儿者不应该继续维权，而出事儿者不管有理无理都会持续纠缠，着实让人感到难以厘清。可这却是大多数人对于维权的一种基本认知。

　　于此，家属在维权的认识上，越来越不以事实说话，而是以胡闹和纠缠谈条件进行利益的置换。这种观念久而久之，就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艰涩。明明没什么大碍，也会搞得兴师动众，明明可以100元看好的病，非得搞成10000元不可。

　　只要彼此之间不是特别熟，就好像必须将对方掏空后，才会作罢。人们常说“死者为大”，可追根究底活人都不在乎，在乎死者的逻辑，多半也是一种裹挟之理。因此，从“死者为大”到“死者有理”，最核心的部分依旧是活人对活人的消解，而非活人对死者的追忆和维护。

　　说到底，比起正义和法律，大多数人更倾向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在胡搅蛮缠中侵蚀别人的利益时，就代表有一天我们的利益也可能会被别人用同样的方式侵蚀。很多事情，虽然不一定会以牙还牙，但总有一天会如数归还。尤其，关乎共识的事情。

　　如果在很多的事件上还如此一味的继续这种模式的解决方式，相信只会让社会丧失基本的公德心，让社会变的更冷漠，而且人人都会以蛮不讲理的姿态在处理事件，从而让社会丧失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