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每一起暴力袭医案为何都让医生们感到不安

　　近日有网贴曝光，湖南省邵阳市有急救医生出诊时，被患者家属殴打并限制人身自由。邵阳市公安局15日通报，相关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网贴及聊天记录截屏显示，9日下午，当地120调拨中心打电话给邵阳学院附属医院，称江北某饭店内有人突然晕倒。急救医生赶到现场持续抢救40多分钟，患者未恢复自主心跳与呼吸，医生确认患者死亡。饭店老板指责医生未将患者抬去医院抢救。家属赶到现场后对医生进行围殴，且限制医生人身自由。相关网贴在微博转发过万，网民评论普遍认为饭店老板和死者家属行为失当。
　　医患关系的“相对论”
　　前几天，一位年轻的医疗同行写了篇很主旋律的评论——《其实，医患关系没那么糟糕……》，始料不及的是，这样的观点受到了某些医者的批评，认为这是在唱高调。
　　其实这样的声音很熟悉。卫计委某官员曾经在公开场合提出类似的观点——医患关系越来越和谐。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依法维护医疗秩序的工作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2015年总诊疗量同比，2015年跟2014年相比总的诊疗人次是增加了将近3亿人次，但是我们医疗纠纷的数量是持续下降，也就是2014年和2013年同比医疗纠纷数量已经下降了8.7%，2015年在总的诊疗人次增加的情况下医疗纠纷的数量是继续下降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判断，应该说医患关系总体来说是和谐的，而且医患关系是在向好的趋势。严重的伤医和医闹的事件总体趋势还是减少的。
　　在这种乐观的同时，我又看到另一种观点。随着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中国目前的医疗纠纷发生率已与发达国家相当，但暴力伤医事件却独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根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医疗事故损坏赔偿案件为8854件，之后逐年递增，到2014年已增至19944件，十年来医疗诉讼案数量已翻倍，越是手术频繁、疗效直观的科室，更容易被患者质疑，产生医疗纠纷。
　　在医患关系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糕的话题上，很显然，广大医者是有发言权的。我的一个直觉是，尽管职能机构不断放出了各种形势乐观的数据、政策，但看起来医者们的这种执业不安全感并没有得到增强。
　　可以说，每一起这样的暴力袭医案新闻背后，关注转发、留言评论的主力军都是医生，长年积蓄的不满意通过袭医事件的窗口表达，这一起事件也不例外。看起来，每一起暴力袭医案都很容易让医者们感到不安。也就是说，在很多非医疗人士对局势感到乐观的同时，医生们却对此感到普遍的不安与沮丧，这是为何?
　　暴力袭医的“三聚氰胺论”
　　曾经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令国人心生恐惧，这种阴影和创伤至今未完全祛除干净。这种不安，不是因为它发生了什么?而是在这背后的防御系统沦陷。尽管从整体数据来看，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只占奶粉市场的极小比例，相比13亿人口而言，虽然受害者是极小的比例，但它的发生，却说明了这背后整个监管系统的漏洞，这是问题奶粉能够进入正规市场销售的源头。
　　它的不安在于，你不知道哪一个儿童是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哪一个家庭需要承担这种难以承担的伤痛和负担?就好像，1万盒奶粉里面哪怕只潜藏着一盒的问题奶粉，概率再低，也决定了伤害会百分百发生。在这种局面面前，明智之举就是对这种监管一票否决，否则一旦接受这种结果，那意味着伤害可以名正言顺走进千家万户。
　　在暴力袭医事件上，何尝不是如此?尽管这种伤害的案例比例极低，可一旦发生对医生及家庭而言，就是百分百的伤害，甚至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忍悲剧。同样的境况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发生在哪一个医生的身上?
　　个人理性的选择，就是人人自危，居安思危，这种自保虽然有效，但却成本高昂，让医者们失去了执业的安全感。毫无疑问，医院安保问题本不是医生的职责，却因为掌权的责任主体不担任，没有履行好这种责任，让医生个体不得不被迫投入太多的资源及注意力，这是一种很隐蔽的伤害，但却长期发生。
　　在这种前提下，医者们对执业环境的一票否决，丝毫不足为奇。这种感到行医不安全的态度会连带到很多行业问题上。如果，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要担忧害怕，还奢望医生们在诸如医患关系等类似问题上，交出乐观的分数，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暴力袭医的“零容忍论”
　　在暴力袭医这件事情上，现在开始有更多的管理者高谈“零容忍”，这是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
　　没错，医疗暴力涉及公共安全，本应该一票否决，对之零容忍，自上而下的零容忍。但真的回归到现实生活，看起来，这种“零容忍论”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生活。无论是针对医护者的语言暴力、肢体暴力，都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当作一种普通纠纷处理。没有发生流血乃至重大伤害，几乎不会引起特别的重视。
　　这个新闻是一个典型例子，“对医生进行围殴，且限制医生人身自由”属于什么行为?当然是暴力袭击的行为，本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只要贴上了“患者家属”的标签，又可以从轻发落。
　　在医生被打被杀害的事件上，你很少看到涉事医院的院长乃至到地方的职能部门官员站出来，为医生代言，明辨是非。更多时候，你只能看到医生声援医生的这种同行自救，显然，这种社会治理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很多时候，在社会尊医这件事情上，人人有责不如掌权者担责。职能机构的责任人都把这种安全责任完全推卸给了治安部门，把自己放到了旁观者的位置，甚至压制医生维权发声，这是造成医生人身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重要原因。
　　暴力袭医需要一种“零容忍论”，不仅仅是说事后对行凶者零容忍，还应该对不承担履行好安保责任的管理者零容忍，这才是改变不安全执业环境的根本办法。
　　每一起暴力袭医案都是观察医疗行业的镜子，不完全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还包括发生了之后怎么办?——一切危机是怎么处理的?是否得到妥善的管理?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发生了暴力伤医，而是暴力伤医后，医生们没有从管理者事后处理中收获最重要的执业安全感，这才是集体不安感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