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们曾经收治了首例艾滋病住院患者

　　1990年，第一例艾滋病住院患者来了
　　那是1990年春的一天，任二病区（外宾、高干区）护士长的王彦侠接了电话后，表情凝重起来，在场的我内心猜测着：即将接受的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放下话筒，护士长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将有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艾滋病患者收住我区。而且这位患者下肢骨折，估计病情较重，大家做好准备。”听到这儿，大家不觉直冒冷汗。艾滋病！要知道，艾滋病当时在我国，仅协和医院收治过一例输入性病例。社会上人们对它一无所知，医务人员虽有所耳闻，但毫不夸张的说，也都处“谈艾色变”阶段。
　　当时只有徐克沂主任和我曾受卫生部派遣在1989年赴澳大利亚世界卫生组织参加过艾滋病临床管理培训。为了保证安全，采取了严密隔离措施，医护人员不仅穿上了隔离衣、戴上了口罩、手套而且还穿上了胶靴，并针对病情制定了具体治疗、护理、消毒隔离方案。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虽有思想准备但看到被担架抬进来的病人，大家还是被吓了一跳。只见病人下颌部和腹部以下身体，除了露着的部分脸颊及一只手臂外，几乎被白色纱布包裹住了，简直就像个石膏人！原来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后索雅（化名）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跳楼自杀造成下颌、盆腔、双下肢腿及单侧上肢骨折。躺在担架上的女患者，目光呆滞，极其虚弱。病区主管医生任杰生、陈志海，王护士长及我们几个护士两人一组，在病人的身体下将手搭在了一起，随着“一、二、三”的口令，一副由手臂搭起的担架将病人轻轻从担架上抬起又缓缓的放到病床上。
　　第一次抽血由我完成，心里十分紧张
　　王护士长和我、田建华、程宏、孙桂月、刘红、程荣涛、张国芳、汪秀兰等分成了几个特殊护理小组，负责患者索雅的日常治疗和护理工作。病人临床症状并不十分明显，但由于下颌骨骨折，进食困难，所需的药物和营养输液成为必须。其输液、取血的地方仅局限于手背。
　　第一次取血，我们全副武装，护士长协助抬起索雅缠着绷带的手臂，副护士长田建华拿好采血的试管，轻拍病人手背。虽然经受过艾滋病方面的培训，但我心情还是很紧张，手心冒汗，手也微微有些发颤。“别紧张！扎这根。”护士长在旁安慰、指导着我。待血管涨起，将针迅速刺入血管，殷红的血液缓缓地流入针管，我拔出针管，接过小田递过来的试管，小心翼翼地将血液注入。护士长快速用沾好胶布的棉球压住针眼，以免血液外流。整个过程对训练有素的我们虽然简单，但因为我们戴着手套操作就很不方便。
　　接下来是日常护理，洗脸、清洁口腔、会阴冲洗；我们每天都在索雅的背部骨骼隆突的部位，用手掌做环行按摩，以防褥疮发生。换床单这些平时看似简单的生活护理，做起来却十分艰难。那天，我和刘红将床单卷起，站在一侧微微抬起病人，护士长快速将床单塞入病人身下，然后慢慢放下，站在另外一侧的护士程宏和田建华再将病人抬起，转到另一侧的护士长则将床单快速拽出病人身下，我们轻轻放下索雅，就这样，给其它病人几分钟就可完成的操作，而为索雅却需增加几倍的时间，需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爱心，汗水浸湿了我们的衣服。
　　“我想给你们唱一支家乡的歌”
　　索雅情绪极其低落。每当轮到我和张国芳、程宏等几个英语口语较好的同事为她工作时，都会与她交谈，渐渐的索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天清晨，当我再次推开索雅病房的门时，看到索雅黝黑皮肤的脸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微笑着迎接着我。喂饭、翻身、按摩、洗脸、清洁口腔、照顾她大小便，每做一件事她都会用英语轻声道谢：“Thank you！Thank you！”。在二病区的医生、护士的共同努力下，索雅的病情好转了。这时，大使馆决定将她送回本国继续治疗。
　　临行前，躺在担架上的索雅深情地望着在场的医护人员，眼睛里噙着激动的泪花，用不太纯正的英语说：“谢谢！我想给你们唱一支家乡的歌。”甜美的歌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医护人员，虽然听不懂歌词，可那满含深情的歌声、那优美的旋律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