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创基础研究时代到来了吗？

　　2016年10月25日讯 根据《自然》杂志公布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在全球科研实力的较量中，论文的发表只是一个方面。放眼全球，近年来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有多少是“中国创造”呢？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正式发布，科研创新已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研创新必须依赖一个国家的原创基础研究，然而，中国的原创基础研究时代到来了吗？

　　在近日举行的“求是奖”颁奖典礼后的讨论环节，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田刚、物理学院教授谢心澄、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扬，目前中国最年轻的院士邵峰，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孙卫国研究员等科学家们以“原创基础研究--中国的时代到了吗”为题从多个角度进行的讨论，很有启发意义。

　　田刚：基础研究创新的关键时期到了

　　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能没有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不能没有数学，从世界情况来看，一个世界强国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都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国家要发展基础研究，要发展数学。我是比较乐观的，觉得我们基础研究创新的关键时期到了。现在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几年我们对基础科学投入非常大，美国很多学数学、物理和搞基础研究的人对中国非常羡慕。举个例子，现在国家青年人才计划，每人的支持基金是100万元，这在美国也是非常高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高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人对人才计划有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说我觉得作用比较大，确实把国外好的人才引回来，至少现在来看还是越来越好的。而且年轻人引进来以后，至少从数学来讲，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也慢慢建立了一支队伍。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基础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

　　谢心澄：我们正在做出原创性成果

　　我们确实创新能力不断增加，而且有很多原创性的工作做了出来。做物理需要钱，对于物理的发展，国力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近15年科研条件不断提高，跟美国先进实验室比，起码在仪器上不吃亏了。另外国内的人才计划，使得我们有机会和财力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以我自己到北大建立量子材料中心为例，我们引进的青年人才，除了两位，剩下的都得到了国内青年千人计划的支持。这些年轻人在科研中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一些成果。其他高等院校包括清华、复旦、浙大，还有中科院物理所也是一样。近几年物理学的进步很大，在我自己熟悉的，也是国际上最近几年发展比较好的超导领域，国内物理学家也做出了原创性成果，而且分量很重。

　　施扬：15年间中国年轻学人进步很大

　　我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些特殊的感受。从2000年开始我就每年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地来到中国，一开始是为哈佛招研究生。15年间，中国学生的素质现在有了很大提高。我最近参加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研究中心的评审，主要评审的都是任职四、五年的年轻教授，很有感触。当初，我也参与了这些年轻教授的初审，纵观整个过程，他们的工作相当出色。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中的很多人要比我同年龄的时候做的工作要好得多。所以我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充满了信心。

　　另外，2006年开始我在复旦医学院有一个实验室，有很多跟学生在一起工作的经验，十年过去了，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对我还是一个负担，但是现在我每次来上海，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因为现在学生的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而且是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我觉得很振奋，这10到15年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

　　孙卫国：我国10年间基础科学研究有许多进步

　　我们跟踪了过去一二十年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并调查了其学科分布情况，发现有一个很大变化。10年以前，古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文章要占中国在这两个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大批顶级科学家回国以后，我们在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学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古生物学发表的文章则在减少，因为古生物学方面发表的文章主要来自于重要的科学发现。尽管我是一个古生物学家，但我却对目前的情况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在基础科学和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研究上实现的进步，所以中国科学发展的状况是可喜的。

　　邵峰：要给做原创的年轻人和大器晚成者机会

　　2015年中国生命科学在《自然》主刊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将近50篇，每一篇文章我都过了一遍，发现一半多一点其实并不是在中国完成的，或者是合作的，或者是兼职作者完成的。剩下一半中，如果把施一公和颜宁的文章拿出去，就剩下3篇了，这其中有我一篇，这意味着我们在生命科学上出现的全新分子也就3篇。施一公和我发了很多文章，仔细看我们发表文章里的引文有多少是中国的，数字是不到1%。有那么悲哀吗？其实也没有那么悲哀，准确地说，可以做优秀研究的时代现在是到了，国家重视，有投资支持，有大批年轻学者回来，这是很大的机遇，但是从科研文化或者科研体制来说，也面临着很大挑战。

　　我是2005年回国的，对年轻学者的思想状况和对研究的认识、了解可能要更多一些，我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才项目已经被标签化了。一些学者甚至名片上都写着“青年长江学者”，他们认为拿到这个头衔在学术圈里能上一个台阶，这是一个楼梯，事实也是如此，申请一个重点项目，人家说你连“杰青”都不是还申请什么。我也参加很多评审，其实很多就是数数发的文章就拿到了这个头衔。这样的做法，使很多想长期做原创性研究的年轻人没有机会。再往上，他们把“长江学者”称为牵头人，而且把这个东西看得极为重要，做科研的人几乎80%的动力都被此牵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45岁不能拿到“长江”，在下一轮申请项目中可能就要被踢出去了。我不知道大器晚成的教授在中国的体制下是否还能够产生，因为这些人才的头衔成为一个个楼梯，以头衔作为牵引，对于聪明人来说其实挺容易，发几篇文章肯定可以拿到的，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过去了，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用来研究发现重大的东西。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不能以头衔作为牵引青年学者的拉动力，下一次申请的时候也不应该把申请人以前的东西作为一个砝码，而应该以其本身对科学的追求，以其在领域里的重要研究作为牵引。真正持久产生影响力，发现前人没发现的东西，并不容易，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如果在这条路上就应该支持他，而不在这条路上就不应该支持他。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中国做原创研究的时代就真正到来了。

　　谢心澄：科研评价不要看出身不能论头衔

　　现在的人才计划确实过多，特别是某一个层次上，有青年人才、拔尖人才，“优青”“青年长江”等，容易使年轻人浮躁，拿了“青年学者”又想拿“优青”等，因为拿到头衔，不管以后做得怎样，涨工资、各个考核，好像总是在上一个台阶。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完全凭他是不是有好的工作来考核。

　　另外，我们的人才计划要做到不看出身，主要看工作，比如“青年千人”要求在国外有多长时间经历，导致一些优秀的博士生或者博士后一定要到国外去。国内有些单位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实验要素和条件，但是学生或者博士后为了满足一些人才计划的要求，一定要出去“镀金”，这也影响了国内的发展。所以总体来看，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只要做出同样的成绩就应该给予认可。

　　杨振宁：才做了几十年的事情不必着急出成果

　　中国现在有点着急，好像觉得不会做原创基础研究。中国的原创基础研究的确是少了一点，为什么呢？我想原因是这样的，其实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跟不重要的研究工作中间的差别不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差别是在你知道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就拼命去研究。1926年，奥本海默的第一篇量子力学的文章现在看来有点乱七八糟的，可重要的是，他知道那个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他围绕那个问题来研究，他并没有看清楚怎么样，可是被他碰对了，引起了20世纪物理学的大轰动。总而言之，要想有最重要的原创基础研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知道什么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怎么能知道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国家里有很深厚的这个领域的学术成果，自然就会比较知道哪个问题是重要的，它的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在这里做出最重要的原创工作。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近代科学实践比较短，人家做了几百年，你才做了几十年，所以不必着急。

　　饶毅：建立追求卓越和创新的科学文化

　　经济发展之后，发展科学的过程中还要建立追求卓越和创新的科学文化。如果不改变我们一些传统文化，中国大部分科学家不敢批评、不追求特立独行、不敢标新立异，那么就难以想独特的问题，而只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卖苦力，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学可能在总体上永远不能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有钱可以推动科学，但不一定能解决文化缺陷造成的根本问题。

　　韩启德：政策不断改进，学者要尽到责任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科学的土壤还不很肥沃，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我们有些学术骨干，他们在实验台和办公桌边的时间还太少，用大家调侃的话说，他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飞机上。学术会议作完报告就走，或者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成了“低头族”，承担的项目有点多，资金太集中，不仅妨碍了学术的进步，也妨碍了年轻人的更快成长。这些问题的造成自然有我们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比如说项目计划制度的问题，不恰当的学术评估、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学者个人同时也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以及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善学术环境的责任。原创基础研究的中国时代到了吗？我本人是乐观的，但也非常同意杨振宁教授的话，不要着急。希望我们国家在宏观政策上能够不断改进，尤其大家提出的人才计划。当然，计划不是全部，实际上从宏观来看，也不能全盘否定，同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政府要做的是对科技继续大力支持。而对科学工作者而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