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压力下的毕节:全市实行控辍保学制度

2017-06-02 11:53 来源:网友分享

杨祖荣一家合影。去年7月夫妻两人放弃打工生活,从广东回家乡,陪伴孩子们。

居仁中学的王蕾老师,背着女儿走在去家访的山路上。

朱昌小学,两个小学生通过学校亲情聊天室的电脑和在外打工的妈妈视频聊天。

居仁中学初二学生彭晓敏,儿时失去双亲,平时在学校寄宿的她,每到周末还是尽量回趟家,帮奶奶干些农活。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加之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文化观念迥异等因素,留守儿童成了世人聚焦的新时代社会命题。今年5月19日至20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培训班在贵州省举行,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那么现在贵州留守儿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再次深入到贵州省毕节市的广大乡村、学校进行探访。新京报记者刘珍妮贵州毕节报道

距离毕节市七星关区113公里的田坎乡,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在通往茨竹村的公路旁边,一幢二层小楼紧邻马路,贴着整齐的瓷砖。 去年6月9日,在外打工的小楼主人张方其接到噩耗:四个孩子在家中服农药死亡,最大的哥哥14岁,最小的妹妹5岁。 如今,小楼的铁门紧锁,屋顶上两盏红灯笼很显眼,“村里人给挂上的。”有村民说,春节后,张方其就不见了踪影。 悲剧背后,是中国转型时期民工潮给劳动力输出地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不轻松的现实,毕节乃至贵州省,进一步把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毕节在全市实行“控辍保学”制度,从县长(区长)、局长到乡长、村长(村主任)、校长、家长,师长(班主任),层层都要签责任书,确保留守儿童不辍学;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将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体系。

采取“劝父母返家照料一批、劝父母携带外出一批、委托监护照料一批、机构临时管护一批”等“四个一批”措施,落实留守儿童监护责任。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使留守儿童基本生活有保障,全力防范留守儿童受伤害事件再次发生。

“毕节再也经不起这样的事情了。”一位官员说。 毕节有180余万人在外务工,据毕节留守儿童办公室介绍,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26万多名,全部在市、县、乡建立了台账,在村和学校建立了档案。与2015年相比,留守儿童减少了约6万名。 数据背后,毕节的压力仍在。

返乡的父母

张家4个孩子出事时,杨祖荣、曹永萍夫妇在广东中山一家抛光厂打工。

当天夜里,曹永萍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隔壁茨竹村的坡坡上,都是官家来的车。”第二天,她和丈夫就在手机弹出的新闻里得知,老家田坎死了4个孩子。

“隔着四五里山路,不在一个组。”在外打工十五六年的杨祖荣夫妇并不认识张方其一家,但4个孩子喝农药的事儿,让两人夜里睡不着觉:他们的三个孩子,当时也在老家。

远在广东,曹永萍只能通过电话和老家的孩子们联系,叮嘱他们“一定得听爷爷奶奶的话。”

杨祖荣想过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可现实又不允许。

“大城市里,外地孩子想上个公立学校,手续、证件就是个门槛。”

私立学校,杨祖荣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挣个五六万,孩子学费就得花掉近一半。

把孩子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杨祖荣觉得也不是坏事,“祖孙能相互照顾。”这种模式,茨竹村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们早已习以为常。

杨祖荣说,过去很少意识到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别人家出了事儿,才感到后怕。”

曹永萍看到新闻里曝光的遗书,张方其的大儿子写道,“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看着这些话,曹永萍心里发凉,躺在异乡的出租房里,两口子也在想,“咱俩这父母当的到不到位。”

去年7月,夫妻俩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让尽量回去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村里想办法给找个工作。”两人决定,都回老家。

往家赶的火车上,杨祖荣的手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响,“孩子们总问,爸爸妈妈到哪了?”

现在回家多半年了,曹永萍下地锄个草,10岁的小女儿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她坐下,女儿便钻她怀里。

大儿子杨方贵发现,弟弟妹妹比以前能说能笑了。

杨祖荣最盼着孩子们放学,盯着他们写作业。看见孩子们成绩又好了,杨祖荣就觉得他们的回归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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