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3位优秀有色人种女科学家的科研之路

　　2016年10月26日讯 在世人眼中，理工女一直是一副汉纸形象，更别说攻上博士了，直接性别不保。但视野放到全球，你会发现不仅性别，肤色也一样被叽叽歪歪。虽然确实女性和有色人种在科学领域更少能走上令人瞩目的地位，不过世道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女性+有色人种+科学家，她们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

　　她们都在生物医药公司中担任要职，有几位是法律、投资、销售方面的担当，不过大部分都是理工女，其中7位有生物化学、医学的教育背景，3位担任信息技术职位，都属于STEM领域。其中最吸引眼球的该是Rachel Haurwitz了吧，第3排第2位的小菇凉，颜值大家自评，但惊艳的是她今年只有26岁！她是Caribou Biosciences公司的CEO，哈佛学霸，CRISPR大牛Jennifer Doudna的学生，她创立了这家公司之后把导师也拉入伙了——这样的学生麦子也好想要一枚！不过麦子首先得成为一个Doudna那样牛的女导师。

　　虽然以前的平等运动的确让这世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时至今日还是能看到STEM领域中的性别和人种占比的不均衡，女性和有色人种在越高的职位上越稀少。如果你两种属性都占了，好像挤上这些职位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Genome Biology》杂志对生物医药界的三位有色人种的女科学家做了一次访谈，来听听她们科研历程及心声吧。

　　Q1：您为什么想做科研？

　　Sohini Ramachandran：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幸接触到了科研--我父母都是数学和统计学教授。长大后，我坐就在他们的教室里度过了一个个寒暑假；他们开教员会议时我就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出他们同事给我出的数学题。我初中高中也都遇到了很棒的理科老师，高中时还参加了Marcus Feldman教授的实验室的一个课题，拿到了1998年西屋科学奖（现更名为Regeneron奖）的第4名。这些早期经历都告诉我，从事学术工作意味着一辈子的学习、创造知识、团队合作。所以我最终决定当个科学家。

　　Katrina Claw：我以前没想要当科学家。我最开始学的是工程学，但很快就发现它不适合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大二时选了人体解剖课，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我的学术研究倒是从我在一个研究实验室工作开始的，在那里，我见识到了基因的变异和相互联系，一见误终身。

　　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属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在纳瓦霍（美国最大的印地安部落）那个与世隔绝的小乡村长大，对动物、环境非常熟悉。在纳瓦霍的世界观里，我们认为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万物皆有联系。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人要Hózhóogo naasháa doo（“美丽地行走”）--是说要你的人生之路要平衡前进，取舍要均衡。

　　Ling-Ling Chen：我在中国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接受了基础生物和分子生物学训练。我虽然喜欢生物，但原来也没想要做科研，直到2004年去了康涅狄格大学读博。我导师是Gordon Carmichael，研究多瘤病毒的生命周期和RNA的加工、编辑和功能。我刚来的时候，Gordon让我给实验室找些新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的中国教育背景吧。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做实验，觉得很自由。我的前几个课题都没有什么成果，那时候曾经怀疑人生。所以我“业余”时间我选了个MBA课程，觉得PhD-MBA双学位会不会让我就业时更有竞争力。MBA要上19门课，还有一些案例学习。

　　那两年我都是每天从早7：30到晚6：30都呆在实验室，然后开车去商学院，在车上吃晚餐。下课后还经常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开始上工商课程之后，我的所有科研课题好像都有了眉目！渐渐的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怀疑了吧。这段经历很宝贵，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树立起一种“我能行”的态度，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变成可能。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燃起了我留在学术圈做科研的热情。

　　Q2：你的社交圈内外对你的事业前景是怎么看的？

　　SR：我的科研指导老师（Marc Feldman和John Wakeley），还有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哈佛学社的同事们，都给了我很多鼓励。我也很的抱负，很清楚地表达过我就想当教授，尽管当时不太明白当教授需要什么必备技能。我跟很多我的职业榜样谈过找工作的事情，犹其是我的领域里近期的教员招聘，这样会帮助我设好目标，包括参加会议和座谈，积极发布推广自己的论文。我总要把短期和长期目标写下来，对我的科研事业有很积极的影响。

　　KC：我积攒了好多年实验室经验、参加了许多会议才弄明白“科研”和“学术”的意思，因为美国原住民不太经常接触科研，所以人们看我的工作总觉得懵圈。但我的家人和村民都明白，拿到了一个本科学位、博士学位、离开家乡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的家人、村民还有其他的美国原住民社区都对我的教育给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很感激他们，尽管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还是要想办法向他们展示我的高等教育和传统知识的价值。

　　LC：好像是我外婆告诉我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她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她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但她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她想尽办法让自己的5个孩子（其中4个是女孩，包括我妈）接受最好的教育，最后5个都上了大学，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不常见的。她的态度完全逆转了我们家的社会地位，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学会获取知识，追求独立事业。

　　Q3：你事业的早期都经历了什么？

　　SR：从各方面说，科研都是孤独的修行，所以我觉得在我学习和教学生涯中，建立一个广大的指导老师、高级教员、同事的人脉网络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学术圈中很多人都能在各种挑战中给你提供有用的建议，包括科研、实验室管理、教学、写标书等。我研究生课题的小伙伴们现在仍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大份量，邀请彼此来做研讨会，渐渐的有了许多合作。

　　KC：我曾经去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去修生物和人类学的本科双学位。尽管ASU有很强的美国原住民社区，那片地区也有我的家人，但背井离乡去到大城市生活也是个很大的文化冲突，大一那年很想家。我高中时是班上的尖子，但那时选的微积分和物理课的繁重仍然杀得我措手不及。我很多课都只拿到C 成绩，导致大二期末丢掉了很多奖学金。我的家庭拿不出学费，我借债也要坚持下来。那时我父母正支撑着4个孩子的大学和技校费用。大三时我幸运地加入了少数民族科研职业（MARC）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挑了个实验室去工作（还有了个超棒的导师），MARC项目给我交了学费，每个月还有津贴，并且在我心里埋下了读研的种子。从ASU毕业后，我参加了ASU的本科后科研教育项目（PREP）。 PREP让我参加了GRE预备课和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展示了我的优秀，并且我在那个实验室做的研究让我发了一篇一作文章。在PREP的第二年最末阶段，我确定我想要去读研。

　　我申请了7个研究生院，全中，然后选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举目无亲，又开始想念父老乡亲，想念西南方。我在顶尖的研究机构，有来自哈佛和斯坦福的同事，每个人都有伟大的思想和自信。而我却处在低潮--觉得自己像混进来的小骗子，不属于这里。渐渐地，我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社交圈，有了靠山，包括支持我的指导老师和系里的教员，他们鼓励我和学校里其他有色人种的同事一起工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孤单，人们不太理解我的出身，有时候甚至无感。我们学习的很多内容都和我的族人脱节，比如利用基因组学来减轻健康的差异。“健康差异”这个词我是不会随便用的，有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我村里很多人都有2型糖尿病，另有很多人死于癌症，酒精中毒或抑郁。全国的原住民社区都这样。这不仅和基因有关，还和缺乏资源有关，包括食物，水，教育，就业机会，还有原住民及相似社区的历史创伤。正因如此，我整个研究生阶段都在积极联系同伴，让他们不再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LC：我在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生院呆了4年半，那段经历真是痛并快乐着。作为一个老外，我首先要花很多时间适应当地生活，包括社会生活和学术生活，不过学术上，在中科院的分子生物学经历让我能更快地适应这里。在Gordon的实验室，早期那几个课题失败后，我开始学习Alu元件的功能，它在人类基因组中的含量有10%。我发现mRNA的3’非翻译区（UTR）的反向重复Alu元件能将mRNA保持在特定的细胞核亚结构中，叫“核旁斑点（paraspeckle）”。然后我发现Alu元件介导的基因调控的关键是一个lncRNA，叫NEAT1，它自己就是核旁斑点的骨架，是细胞质中的mRNA的核内储存场所。这个发现代表了基因调控的一种新的模式。

　　我博士论文答辩前，我申请了独立基金，它支撑了我的博士毕业之后2年的全额工资和和科研经费。我还留在那个实验室继续博士后的训练，但更多的是自己寻找新的方向。一年后我升了康大健康中心的助理教授，2011年的年头又加入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Q4：你事业上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SR：我职业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都是从天而降的，根本无从预测什么时候会来个机遇。我当教员的早期最大的挑战是招收我实验室的第一批成员。我花了好几年才找到合适的人，背景和我的研究课题相符，又愿意为一个初级教员干活，不过还是有一系列有意思的意外接蹱而至，我终于建好了自己的实验室，很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工作。还有一个美丽的意外，就是遇见我老公，历史学家Jeremy Mumford，他是密歇根学社的博士后，而我是哈佛学社的。

　　我一直到结婚前都是分居两个州。两个人在不同领域搞学术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但我也从他的历史学家角度收获了很多观点，用到我的研究和教学里。我们现在都在布朗大学拿到了终身职位，还得到了很多来自教务组、学院、同事们的拥护，真的很开心。我们付出了很多、慎重地改变了很多才达到这个目标。

　　KC：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还是文化冲突，我每来到一个新地方，每个房间，每个部门，每个课题组，每个学院，通常我都是那里面唯一的原住民或有色人种。茕茕孑立，很有压力。你想象一下穿行在校园中，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从来没有过自己和环境完全和谐的感觉。大学以前，我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出生长大，我95%的同学和邻居都是纳瓦霍人，只有少量非原住民。我们村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文化和三观。去上大学、去城市里生活对我来说真是很大的文化冲突。我总觉得自己和大多数学生没有共同点，一直像个外人，我也一直顶着压力维持事业和家人、文化、传统的平衡。

　　我是我们大家族里第三个拿到本科学位的，也是全家、全村里第一个博士。我有幸在研究生院里找到有色人种社区，参加华盛顿大学学社时有奇卡诺人和美国原住民科学共进会（SACNAS）的学生分会，还有西雅图原住民清天青年理事会（Seattle Native Clear Sky Youth Council），西雅图还有更大美国原住民社区。这些社区组成了我的人脉，支持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还有更长远的人生。

　　我学术职业上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接受教育和探索各种科研问题。有很多有潜力的原住民青年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或者有了开头，却由于缺乏支持没能走到结局。还没有人有这样的学识或支持体系来引导高等教育的资金和政策，然而这对第一代大学生来说又犹其重要。我在各方面都感到很荣幸：我父母和我大族人都希望我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在各方面都支持我。在我之前也有平辈人上了大学，给我铺好了路。

　　高等教育又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可以通过威斯康辛大学的Bonderman旅行基金在8个月内走遍世界，2011年我又去德国林道参加了第61届诺奖得主年度会议。随着我在自己领域内一点点进步，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有机会做自己的课题，我打算跟美国印地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其他原住民族合作，开展对这些社区有意义的项目，希望能提高这类社区的研究能力。我接下来要做的关于基因组和健康差异性的课题只是我大蓝图中的一部分，我期望看到更多美国原住民和其他原住民族能接受高等教育，并站上领导岗位。

　　LC：我想决定辅修MBA学位就是一个挑战。但它没对我的科研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改善了我的思维方式，增强了多任务执行能力。大机遇应该就是2009年我博士刚毕业时从康大干细胞研究基金会拿到的独立基金，让我能尝试一些新颖大胆的方向。2009年，也许分子生物学界最令人振奋的发现就是广泛表达的lncRNA。我当时在研究lncRNA NEAT1，它那独特的3’端结构激发我去研发一些方法来显像并鉴定非多聚腺苷酸化RNA（non-polyadenylated RNAs），寻找其他新型lncRNA。这些工作最终让我的实验室发现了好几种RNA。

　　Q5：你觉得怎样才能鼓励更多的有色人种的女性加入STEM领域？

　　SR：有色女性在STEM领域需要树立更多的学习榜样，不仅仅是有色人种的女老师，还有更多的教职员工，致力于引导人们在STEM领域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要和教师们建立个人联系。我在斯坦福的本科教育中很强调和教师建立紧密联系，比如一起吃饭，限制人数的小研讨会，关于职业途径的社交活动等。我在大学有很多教授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如果不是听他们讲起人生过往，根本不会知道这些。我希望大学能建立相关设施，让学生们了解教授是怎么当上教授的。

　　KC：我想，姑娘们小时候就应该给她机会接触科学，能有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榜样，能有更多文化上能包容、能应用的科学课题。有色人种千百年来都在自己的文化社区里做科研，是时候走向世界了。当我们在教课的时候，为什么不谈谈原住民几千年来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关于遗传和万物联系的知识去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的呢？原住民有很多科学应用的例子。这在原住民社区里很重要，因为现在这里的科研被误用，榜样很难找。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很难找到和我相似背景的指导老师或学习榜样让我去崇拜……现在STEM领域也有不少美国原住民教师了。我确实也看到很多原住民加入STEM领域，但这个社群还需要更有力的支持。的确，很多学院在学生入学的时候都接受“多元”文化，但没有有色人种的社区、支撑系统，它就会设立一些很艰难的课题，让人很难成功。指导员，教员，同学们必须认识到有色人种的学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逆境，包括大大小小的侵犯和支持系统的缺乏。

　　许多有色人种的学生参加课题的目的都是把成果带回家乡，但目前的学术体系好像都不支持这种想法。当年我申请教职的时候被很多人告诫过要谨守一隅，犹其是考虑到目前的基金和就业补贴政策。这我理解，但很难妥协，因为我的家人和文化根基在南方。世道在变，我们都在走自己的路。我希望，多参加一些训练和创造，我还能做我热衷的工作。

　　LC：在中国，从大城市的角度说，有色女性学STEM没啥障碍，在我的研究院有77个独立实验室，女性领导2010年有12位，2016年增至19位。而且，过去几年里，新进来的女研究生人数跟男生差不多，甚至还多过。然而，这种差异还是说明，许多女性在她们职业早期就离开了学术圈。

　　大体上，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自信。对我自己来说，我的指导老师们对我有重要意义，很支持我，让我的职业早期过得很自在。性别从来不是问题。他们的指导和支持给我在学习中平添一份自信。我也发现了一个领域中的高级女性榜样会吸引更多女性。

　　比如，RNA领域就有伟大的女科学家Joan Steitz，她是小非编码RNA分子的先锋；Lynne Maquat则是RNA质量控制方面的领头人，也花了很多精力支持年轻女性做科研；Narry Kim和Mikiko Siomi分别在microRNA和piRNA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我研究生初期和工作早期受到这些成功女性极大的影响，改变了我对职业前景的看法。正因为RNA研究领域有这些成功女性，像我这样的小姑娘才不会感到没有榜样和鼓励的无助。最后，家庭支持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