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后遗症阴影再临：幸存者未开启全新生活

在经历死亡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折磨后，幸存者并没有真正开启全新的生活，大脑认知功能障碍、失忆、关节疼、肌肉疼，仍在摧残他们。

约瑟芬·卡瓦腆着大肚子从埃博拉治疗点走了出来。2014年8月，她的膝盖开始出现剧烈的疼痛，每走几步路就感觉自己要倒下。她蹒跚地搬进了蒙罗维亚(利比里亚首都)附近的白色帐篷中。

约瑟芬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治疗点去世的。护士用白色运尸袋将她母亲的尸体带走，尸袋上还工整地写着母亲的名字。除了母亲，她的父亲、阿姨和叔叔都死于埃博拉。但是，约瑟芬从病毒感染中幸存了下来。很快，她的孩子即将出生，约瑟芬已事先为她的孩子想好了名字，叫作“奇迹”(miracle)。

约瑟芬是利比里亚1500名埃博拉幸存者之一。与约瑟芬一样，幸存者们大都遭受失忆、关节痛、肌肉疼痛和眼疾的困扰。这可不是孤立事件和含糊的报道。今年2月，利比里亚的流行病学家莫索卡·法拉赫在波士顿的一个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幸存者研究的结果。他说，一半以上经历过急性感染的病人都患有肌肉和关节疾病。三分之二的病人有神经系统的问题，而60%的病人在感染埃博拉后一年左右出现了眼疾。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埃博拉突发公共事件已经在今年3月结束，但是，幸存者们却患上了医生所说的埃博拉后遗症。

a 埃博拉身后的幽灵

约翰·肯尼迪医疗中心位于蒙罗维亚，中心一条长廊的尽头就是法拉赫的办公室。法拉赫是在利比里亚的贫民区长大的，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后，成了流行病学家。当初他是治疗方法和疫苗测试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项目是为了在埃博拉肆虐的初期，找到应对的办法。他对幸存者的研究，也是从这个项目开始的。

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利比里亚卫生与社会福利部联合建立了利比里亚研究埃博拉疫苗的合作项目机构(prevail)。然而，等到最初的疫苗安全测试完成时，利比里亚的疫情已经有所缓和。感染埃博拉的人数比预期少了很多，所以第一阶段的研究缩减为只检测疫苗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而不检测疫苗预防埃博拉的能力。科学家转而将资源投入到对埃博拉后遗症的研究上。大量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西非埃博拉幸存者，研究他们身体和心理遭受的折磨。法拉赫被任命为利比里亚的研究负责人，他的关注点也从埃博拉疫情应对转变到了感染埃博拉后的幸存者。

自从2015年6月开始在利比里亚开展幸存者研究后，利比里亚1500名埃博拉幸存者中有1000多人同意参与研究。按照研究规划，幸存者在5年的时间内，每年都要接受2次健康检查。每位幸存者需要带4位朋友或亲戚前往研究点，陪同者都是与病人接触密切但是没有感染埃博拉的人。法拉赫说，他希望能招募6000名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作为对照组，这能帮助研究人员区分，哪些病症是由埃博拉后遗症引起的，哪些是普通利比里亚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法拉赫在2月份公布了这项研究的初步结果，数据并不乐观：在大约1000名参与研究的幸存者中，有60%的人患有眼疾，53%的人说他们感到肌肉疼痛和关节痛，68%的人称有神经系统的问题。法拉赫的团队深入研究了病毒在神经系统中产生的影响。在今年4月举行的一次神经学会议中，他们报告称有近四分之三的埃博拉幸存者受到头痛的困扰，72%的幸存者有抑郁症，一半以上的幸存者出现了失忆和行走困难的症状。

b 让人困惑的损伤

这种困惑在另一种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上也曾出现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研究人员对hiv的威胁迷惑不解时，他们试图通过在其他疾病上积累的经验来认识和研究这种病毒。拉温德拉·纳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神经科学家，他与法拉赫有密切的合作，他说，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埃博拉病毒上。

在过去30年间，纳特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大脑感染。尽管埃博拉不是hiv类的逆转录病毒，但纳特相信，通过科学家对hiv和感染hiv后身体反应的多年研究，应该可以逐步了解埃博拉是如何影响神经系统的。“埃博拉的研究受益于hiv的研究。很多研究埃博拉的人都是hiv的专家，所以我们很快就将前期积累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了埃博拉病人的研究上，”他说。

纳特想知道，埃博拉幸存者的神经症状是病毒直接引起的，还是由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应答造成的。以hiv为例，这种病毒感染大脑内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后，会促进细胞因子的释放，而细胞因子是对神经细胞有毒性的小分子蛋白。在研究猴子时，研究人员发现埃博拉会感染巨噬细胞，同时引发大规模“细胞因子风暴”，而细胞因子是细胞间的化学信使，能引起炎症反应。

当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在hiv上积累的经验解释埃博拉如何影响大脑时，另一批科学家则试图根据其他病毒的研究经验解释别的症状：埃博拉幸存者出现的极度疲乏。研究显示，在经历急性疾病后，四分之一的登革热病人都会感到疲乏。这种症状也许就是炎症细胞因子造成的。它们能作用于大脑内的受体，在感染结束后引发疲乏和食欲减退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