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宝马案司机重做精神鉴定

　　北京一机构接棒“鉴定”

　　据介绍，公诉机关以被告人王季进涉嫌交通肇事罪公诉到法院。法院受案后，被害人近亲属对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南京脑科医院）作出的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不服，向法院申请对王季进作案时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予以重新鉴定。

　　对此秦淮区法院依法受理了被害人近亲属的申请。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听取多方意见认真进行了评议，决定并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被告人王季进作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重新鉴定。

　　据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官网介绍，该所2010年被遴选为十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之一。

　　历时近一年未开庭审理

　　此前，2015年8月31日，南京市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嫌犯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15年6月20日，南京市秦淮区石杨路附近一辆飞驰的宝马轿车与多车相撞。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王季进驾驶牌号为陕ah8n88宝马轿车在道路上违反限速规定超速行驶（经鉴定，车辆通过事发路口时行驶速度为195.2km/h），在直行、左转信号均为红灯的状态下，从左转弯车道直行通过路口，造成二人死亡，且事发后弃车逃逸。

　　此案历经近一年后，仍未开庭审理。

　　焦点1

　　鉴定机构由谁敲定？

　　双方均可申请，司法机关委托

　　南京“宝马案”受害方代理律师，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曹艳秋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嫌疑人及受害人家属有需求的，均可以个人名义，向司法机关提出精神鉴定的申请。司法机关在收到申请后，再委托具备条件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在宝马案中，第一次鉴定申请由嫌疑人方提出，公安机关受理，而现在，则由受害方提出，由法院受理。”曹艳秋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在受理申请后，对应的鉴定机构由司法机关指定。“在一些民事案件中，可由申请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但在刑事案件中，则由司法机关进行委托，以确保权威性和公正性。”

　　北京朝阳法院刑二庭宋磊法官表示，“在平时的案件审理中，最经常的情况就是被告方提出被告人性格孤僻、内向，跟别人交往少，精神抑郁从而导致案发，要求做精神病鉴定，司法机关结合他的表现以及是否有精神病史等因素，认为具有存在精神障碍可能的，就会启动鉴定程序。”

　　哪些机构可以进行“精神鉴定”？根据司法部发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一家司法鉴定机构除了需要具备名称、办公场所、不少于20万的资金和明确的业务范围外，还需具备开展业务必备的仪器设备等。此外，对于每项业务，都需有三名以上具有执业资质的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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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磊法官表示，鉴定机构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是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这样才能保证鉴定结果的公正性。

　　焦点2

　　为何更换鉴定机构？

　　受害方律师称鉴定医院曾收治嫌犯

　　在南京宝马案以及川师大杀人案中，受害者家属均对相关机构出具的精神鉴定报告提出了异议。

　　今年3月，司法部发布《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当原司法鉴定人出现不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执业资格、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定、应当回避没有回避、办案机关认为需要重新鉴定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可以重新鉴定。不过，鉴定机构依然由司法机关指定。

　　曹艳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在宝马案中，受害方律师团发现，出具精神鉴定报告的南京脑科医院，本身即为王季进此前接受治疗的医院。“我们认为，在鉴定中，南京脑科医院应当回避。”曹艳秋说，也正是基于此，他们向法院提出了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并获法院支持。

　　据南京市中院通报，新的鉴定机构为“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新京报记者查询得知，这是一家隶属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机构，前身为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在该鉴定机构的官网上，新京报记者看到，其提供精神鉴定的法医心理学研究室拥有6名鉴定人员，均为高级职称。

　　再次鉴定为何选取了一家异地的鉴定机构？律师曹艳秋表示，按照常规，重新鉴定时应该选取资质更为高级的鉴定机构。鉴于南京脑科医院已经是南京地区最为权威的鉴定机构，重新选择时，只能选择异地的机构。“法大鉴定所在精神鉴定方面是全国领先的，因此合议庭选择了这家。”

　　“理论上来说，只要理由充分，在同一个案件中，双方均可不限次数地提出重新鉴定要求。”曾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六年的前法官俞曦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出于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法院一般只给一次重新鉴定的机会。“当涉及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时，可能会有多次鉴定。”

　　焦点3

　　鉴定能否“蒙混过关”？

　　“可能性很低，通过会谈摸底，接近案发状态”

　　精神类疾病往往具有潜伏性和突发性的特征。鉴定人员如何确认嫌犯作案时精神状态？

　　南京脑科医院心理卫生专家陈建国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实际精神鉴定中，他们往往采取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鉴定方法。“以对王季进的鉴定为例，我们先是通过与其会谈，在言语中把握他的认知模式、思维活动和行事特点，初步把握他的精神状态。”陈建国说，随后，鉴定人员还走访王季进的亲友和同学，在更大的维度上了解他的精神情况，并辅以相应的技术手段和病理研究，最终得出鉴定结果。“在调查中，鉴定人员发现王季进案发前曾经有过报警自称被追杀等反常行为，我们倾向于认为，此时他的精神已经不再是正常状态。”陈建国说，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去无限逼近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去尽可能还原嫌疑人精神活动。

　　在陈建国看来，精神障碍的诱因有多方面，童年阴影、成年后遭受的重大打击以及持续的精神压力，都可能导致精神障碍。在川师大杀人案中，嫌疑人便长期患有抑郁症（属于精神障碍），在受到外界诱因时，就可能爆发。

　　“作为鉴定机构，我们扮演了一个中立的角色，不评价，更不判断。”陈建国说。

　　“精神障碍”鉴定能否蒙混过关？陈建国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司法鉴定中，精神类疾病的认定包含了一整套的检查程序和诊断标准，涉及一个人的认知、行为和过往经历，从理论上来说，要想“蒙混过关”相当不容易。“不能绝对地说不可能，但可能性非常低。”陈建国说。

　　“有没有精神病是由专业的鉴定人员说了算。”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补充说，就算被告人曾经患有精神病，拿出了诊断书，也很有可能实施行为时并非发作期，该判还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