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臣倍健、脑白金等因过度包装上黑榜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日前公布的一项抽查结果显示，保健品包装抽样不合格率超过三成，存在较严重的过度包装现象，汤臣倍健、黄金搭档、脑白金等品牌在黑名单之列，其中一些品牌还是多次抽检不合格。过度包装既违反相关法规，也与节约环保理念相悖，为何屡禁不止？

　　拖后腿

　　保健品包装不合格率超三成，生产商无视规格反复“踩线”

　　“我们近期抽查了三类产品的商品包装，保健品合格率只有64.3%。”上海市质监局特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处工作人员王颖说，商品包装抽样合格率从2009年的59.1%提高到最近的89.3%，但保健品的包装合格率一直在拖后腿。

　　什么是过度包装？王颖介绍，主要表现为商品包装层次过多、包装空隙过大、包装成本过高等。

　　过度包装的危害，首先是浪费大量资源，其次是包装物往往难以回收利用。在上海每年产生的近8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约为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

　　据了解，早在2009年，国家对食品和化妆品就出台了减量包装的强制性限制标准。按国家标准，判定过度包装与否，一看包装层数，二看空隙率，三看成本占比。保健食品、化妆品、饮料酒、糕点的包装层数限量均为3层，包装空隙率上限为50%到60%不等，除初始包装外，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应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20%。

　　虽然对保健品的包装有着明确的规格要求，但是对于生产商而言，这样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在上海市质监局查处的这批过度包装产品中，包括汤臣倍健、昂立、康富来、金日、脑白金、黄金搭档等知名品牌。记者对比发现，这些品牌有的不是第一次登上过度包装的黑名单，在前几年的查处名单上也赫然在列。

　　在上海的这次监督抽查中，汤臣倍健蛋白质粉（规格型号：150g/罐×2罐）被发现包装空隙率不合格，这款产品在2015年的包装监督抽查中也被指出存在同样问题。昂立被发现有2款产品不合格，其中西洋参胶囊（规格型号：10盒×12粒×0.28g）也是曾经“上榜”的产品。

　　有盲区

　　有限制性规定却无实施细则，查处过度包装存执法短板

　　为什么保健品生产商敢屡踩“红线”？

　　“我没有听说过国家有包装方面的限制。”从业12年的北方某保健品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先生表示，尽管公司产品没有出过过度包装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国家在相关方面的硬性要求。在设计包装时，他的团队靠的是感觉，很少考虑包装层数、空隙率之类的问题。

　　国家规定不落实，有着制度层面的原因。据了解，国家层面虽然规定了过度包装的“红线”，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和罚则。

　　据介绍，上海是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就限制过度包装制定实施细则的。2013年，上海配套制定《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给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了依据。规定明确，销售者销售违规商品的，质监部门应当责令停止销售，限期改正；拒不停止销售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这个罚则主要针对流通企业，因为要直接处罚生产商有一定难度。“上海是个大市场，80%以上的商品不在本地生产，因此希望通过引导销售企业的采购，来倒逼生产商依法生产。”王颖说。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多少企业被处以罚金了呢？按照规定，监管部门只有对拒不停止销售的企业才处以罚款，“拒不整改的流通企业还是少数，基本上我们发了通知，他们就会把产品下架”。王颖介绍。

　　在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看来，上海的处罚力度依然偏轻，“当违法成本趋近于零时，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部分企业当然会继续选择过度包装，不去管什么环保、什么社会责任！”

　　两手抓

　　既要立法限制供给生产，又要引导需求形成简约风气

　　生产商屡踩“红线”，根子还在扭曲的市场需求。“买保健品的许多顾客是出于送礼的目的，只有过度包装才能称他们的心意，送起来也有面子。”陕西从事保健品行业20余年的朱先生坦言。

　　朱先生曾办过多次会议展销，通过健康讲座招徕顾客。“好的包装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他说。

　　“只要追捧奢华的风气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只要简约、环保的理念还没有普及，过度包装的现象就还会存在，商家追求最大利益的冲动就不会停止。”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国美认为。

　　但是，随着节约意识的增强，过分重视包装的观念也在渐渐扭转。在上海市质监局近期开展的过度包装社会知晓度调查中，全市17个区县的5012名市民接受了调查，结果显示，88.3%的受访者认为过度包装十分浪费资源，较3年前的数字大幅提高。

　　唐健盛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限制过度包装，归根到底还是要减少碳排放。政府应该用更科学的、更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去引导消费升级。”

　　他建议，立法推行强制性的碳排放环保标识，直接印在包装上，让消费者可以辨识不同包装耗材的碳排放量，从而将消费者的环保意愿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动，“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来促进供给侧的生产升级，这可能比仅仅限制生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