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细菌”真的无药可治吗？

　　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姚振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发布的研究显示，其研究团队在广州地铁7条线路上采集了320个乘客常触碰位置的样本，检测出2.5%的样本含有“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这种细菌对抗生素有较强抗药性，一旦感染可致死亡。一时间，“广州地铁检出‘超级细菌’”的新闻迅速引爆舆论。

　　广东省疾控专家解释说，超级细菌不是指对人的杀伤力提升，也不会导致新的疾病产生，不用过分恐慌。但超级细菌会使疾病更难治愈，需要开发新的药物来治疗。然而，由于技术和市场等多种原因，近30年来，人类在广谱抗生素研发方面基本没有突破性发现。另一方面，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仍然严重。虽然国家卫计委今年下发了“史上最严限抗令”，但有研究表明，抗生素的大头用户是在畜牧养殖业。

　　面对越来越多“超级细菌”的威胁，谁与争锋?

　　MRSA是“超级细菌”中的“老人”

　　姚振江发布于10月29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这篇论文称，研究人员在广州地铁的7条线路(1、2、3、4、5、8号线和APM)使用棉试纸法采集了320个样本，这些样本主要来自地铁内的自动售票机、上下扶梯、座椅、吊环、竖杆等位置。经检测，研究人员发现其中60.31%的取样点含有耐药的葡萄球菌，其中8个含有“超级细菌”，即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率2.5%。这一结果与此前日本在一列火车上的检出率持平。

　　“超级细菌”就在身边的消息，引发大众极度关注。什么是超级细菌，普通人感染的风险又如何?广东省感染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主任叶晓光教授指出，所谓“超级细菌”其实并不是一个细菌，而是一类细菌的名称。这一类的细菌的共性是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有很强大的耐药性。

　　超级细菌也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987年，英国研究人员就分离出了第一个超级细菌VRE(耐万古霉素肠球菌)，随后传播至全球，迄今仍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而第一个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细菌就是这次地铁上检出的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和VRE都可引起肺部感染导致死亡。

　　临床常见的“超级细菌”家族成员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等。2009年，新型金属酶新德里金属-内酰胺酶1(NDM-1)的出现，一度令“超级细菌”成为舆论热点，携带NDM-1的肠杆菌科细菌存在显著的多重耐药性，也被称为“超级细菌”。

　　叶晓光教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超级细菌”的名单会越来越长。人类与超级细菌之间的“战争”，也许刚刚开始。单就MRSA来说，其实广泛存在动物、人的皮肤表面等很多地方。在医院里，这种耐药菌可以说是“常客”，检测发现，有部分医院，MRSA占金黄色葡萄球菌总数已达80%以上，而据流行病学统计结果表明，MRSA导致肺部感染的死亡率达40%左右。因此，叶晓光也指出，此次地铁上检出MRSA，其实不足为奇。

　　而在“超级细菌”家族中，MRSA虽然资格老，论到耐药性，还只能算小弟。

　　超级细菌并非“无药可医”

　　叶晓光教授介绍，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独立生存能力并不强，对于普通人来说，人体对细菌有好几道防线，虽然有感染风险，但感染率其实并不高。即使感染人类致病后，也不是说就无药可医，只是传统的青霉素等抗生素的治疗效果不好，但万古霉素依旧对它有效。何况人类还有其他的“杀手锏”，比如多链菌素等等，还有联合治疗方案可用。

　　叶晓光强调，“超级细菌”易感人群多是危重病人、长期住院患者、长期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和接受侵袭性操作治疗的患者。以MRSA为例，通常在医院的感染率比较高，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病人住院，本身免疫力低下，医院环境中存在这种细菌，就有可能发生院内获得性感染，这种感染途径包括呼吸道，也包括直接接触。“针对这类细菌感染，有针对性效用的抗生素不多。一旦产生耐药基因，会引起临床大的麻烦，不容易找药。”不过，一旦细菌培养确认感染的是MRSA，还是有药可治的。叶晓光教授说，“MRSA跟NDM-1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超级细菌”。“即使是近年新发现的NDM-1，绝大部分抗生素无效，但还有联合方案可以治疗。”

　　而中山三院感染科主任邓子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随着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等抗生素的问世，MRSA严格意义上已经不算“超级细菌”。

　　叶晓光教授常年在院内监测耐药菌的情况，他表示，就最近5年的观察来看，由于院内消毒、医护人员防护到位、洗手观念得到普及，MRSA在院内还出现检出率下降的趋势。

　　耐药：抗生素滥用惹的祸?

　　果壳一篇科普文章称，抗生素的耐药性，并不是人体对抗生素产生耐受，而是人体内的病原体产生耐受，而病原体会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抗药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哪怕你不吃抗生素也会和你有关系。”

　　而耐药跟抗生素滥用密切相关。据统计显示，中国抗生素人均年销售量达到了138克，是美国的10倍。在我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使用率高达70%。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显示：我国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过46%;而在加拿大和美国，过量使用抗生素的比例是15%和30%。今年8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对院内抗菌药物的使用进行了严格规范管理。

　　但动物产品中残留抗生素，已经成为耐药菌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其余为兽用抗生素。而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肖永红2008年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我国人用抗生素和兽用抗生素的比率与美国相当，约为3：7。今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11岁在校儿童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2014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等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

　　“后抗生素时代”临近

　　抗生素诞生百年以来，人类原本以为可以消灭细菌，却逃不过生物进化带来的耐药问题。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叶晓光教授比喻说，人类和细菌耐药就像一场赛跑，跑赢了，才能活命。“超级细菌”的出现，也让式微许久的抗生素研发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均警告，“后抗生素时代”正越来越近，抗药性细菌恐引爆下一轮全球大疫症。世卫曾经预计，未来十年内，抗生素新品种出现不会超过5个。事实上，近30年来，抗生素研发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人类在广谱抗生素研发方面基本没有突破性发现。

　　叶晓光教授认为，一方面是研发确实遇到瓶颈，新的抗生素出来后，很短时间内就会遇到耐药问题，这也使得在临床应用上，各方态度都非常谨慎，使用上也有很多掣肘，“能不用先不用”。而抗生素研发需要巨额资金，有实力承担的大药厂，必须考量投入和产出比，没有相应的回报，研发自然也不给力。

　　英国首席科技顾问马克·沃伯特爵士近日接受果壳网访问时也指出，从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功效到现在，还不到100年。随着我们不断使用抗生素，病原体逐渐演化出了对它们的抗性。这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抗生素，不该用的时候就不用。“这场仗我们输不起。20世纪前半叶，有许多许多人因为各种感染而死掉了。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样的处境，那会非常可怕。”据悉，英国今年的“经度奖”将用来奖励抗生素相关的新研究。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抗菌形势下，新型抗生素的研发使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在一些激励政策的支持下，抗生素研发市场又呈现了复苏迹象。2014年，阔别抗生素研发领域15年以后，罗氏公司宣布重返该领域，与英国的生物技术公司Discuva合作开发一系列新型抗生素以应对目前愈来愈严重的耐药性病原体的威胁。随后，罗氏公司相继投入数亿美金用于收购相关公司，开发新的药物。而抗生素巨擘默沙东也在2014年底斥资95亿美金收购抗生素药企Cubist制药。

　　抗生素研发虽然遭遇瓶颈，人类也并不是说束手就擒。叶晓光教授介绍，一方面是利用现有的抗生素药物进行优化组合，精准用药，另一方面，也转换思路从其他角度狙击细菌，例如在生物体内经诱导产生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多肽抗生素，可以有效避免耐药性。叶晓光所在的团队在研究中也发现，从植物药中提取相关有效成分，可以大大提高抗菌药物的活性，降低耐药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