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厨房外卖”几成无证小作坊 不能成监管盲区

　　2016-07-20 讯　　一段时间以来，以“家庭做的饭多出来一份，正好有偿共享给想吃的人”为宣传语的APP火爆市场，简而言之，就是家庭做饭菜供应不特定人群，“家庭厨房外卖”这一概念颇受追捧。然而，关于“家庭厨房外卖”的监管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面对这种颇受市场欢迎的共享经济形式，如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围绕这一话题，《法制日报》记者与业内专家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 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孙娟娟

　　记者：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在我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等食品经营行为的，均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食品安全。

　　“互联网+”模式下的“家庭厨房外卖”，显然不只是为自己家庭成员提供餐饮的私人厨房，而是向不特定公众提供网络订餐服务的经营活动。“家庭厨房外卖”本质上依然是赚取利润的经营行为。由此，很多人提出，“家庭厨房外卖”不能因为冠上了“家庭”这一名号就游离监管之外，逃避应有的法律责任。

　　孙娟娟：的确如此。“家庭厨房外卖”可以说是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外的食品安全隐患。之所以是隐患，因为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其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包括原料来源、厨房卫生、食品制备过程中的添加物、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等。

　　对于依法登记并获得许可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而言，其不仅需要通过内部制度履行上述法定要求，也有主管部门通过检查、抽检等方式保证其合规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家庭厨房外卖”的无证无照，其送货也无法通过现有规范化的网络平台和配送公司进行，因此，这也加剧了其在外卖送货过程中由于保存不当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

　　记者：相对于借助临街商铺从事餐饮服务的酒店、饭馆等传统餐饮经营行为，“家庭厨房外卖”设在社区居民楼，比较隐蔽。因此，监管的力量难以有效触及，形成全覆盖式监管，导致现实中的“家庭厨房外卖”处于监管盲区。

　　朱毅：你可能知道是谁做的，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做饭的这段时间处于一个怎样的健康状况，还有他做饭的场所也是动态变化的，昨天可能很干净，但今天是否受到污染你不清楚。他是怎么样储存食材的、又是怎么样运输的，这些细节缺乏规范，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安全隐患。

　　孙娟娟：“家庭厨房外卖”没有法律界定，在于其本身是互联网发展下的新生事物。相对而言，由于法律立法程序复杂、耗时冗长，其滞后性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如何通过法律的立、修、释来规范“家庭厨房外卖”，是目前食品网络经营立法的重点。

　　朱毅：由于没有纳入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家庭厨房外卖”的经营行为不适用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法规，靠消费者的自我保护会有不少漏洞。不过，政策是人为制定并为管理服务的，把“家庭厨房外卖”纳入常态监管，探索“家庭厨房外卖”的管理对策。

　　就法律规范来说，法律一般具有滞后性，很多法律规范的出台都是在新事物出现之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事在人为。这就需要在现有法律规定层面，有关方面要尽可能通过释法等路径，对“家庭厨房外卖”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尽可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家庭厨房外卖”的优势，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比如，可以让暂时没有工作的厨艺高手一展身手，扩大社会就业渠道；让那些没有资金或胆量投资餐饮业的市民，获得一定收入；富有个性的特色私房菜，可以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事实上，合法餐饮业经营者，监管部门也不一定就能省心。毕竟食品安全事故出现后，老板一走了之的现象并不少见。

　　孙娟娟：就像你说的，作为分享经济的一种模式，“家庭厨房外卖”使得个体可以利用厨艺佳、空闲多的个人资源进行共享，在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使得该个体获得分享的快乐。相应的，多样性、便捷性也使“家庭厨房外卖”深受欢迎。

　　正因为如此，“家庭厨房外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并由诸多的APP为其提供互联网平台的服务。

　　诚然，这为个体创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基于上述安全的考量，对“家庭厨房外卖”采取监管彰显了安全保障优先的理念。退而言之，即便可以通过备案等简化的监管方式将“家庭厨房外卖”纳入监管体系，“家庭厨房外卖”所具有的“散户”形式也会加剧监管的难度。在这方面，也需要通过风险交流，告知消费者有关“家庭厨房外卖”的安全隐患，使其更好地在美味、便捷、安全之间做出合理选择，毕竟，消费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环节，消费者也要自觉选择有安全保障的食品，来保障自身的健康。另外，应鼓励更多的个人或者行业内部人士举报“黑厨房”等违法行径，通过打击这些违法行为，确保线下食品的安全，而这是保障线上食品安全的根源所在。

　　如何“信得过”

　　5个月前，在北京帮儿子照顾孩子的周家老两口，看到网上宣传的“家庭厨房外卖”，做得一手好菜的周宁老伴决定帮儿子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按照周宁的计算，一个月下来至少能有几千元的盈利。“至少能抵了儿子每个月的房贷。”虽然辛苦，但这样的“何乐而不为”，在周宁看来“值得”。

　　然而，这一切，随着近日的一则消息戛然而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在公开场合谈到“家庭厨房外卖”时表示，家庭厨房没有法律界定，不支持这种网络订餐方式。

　　此后，对于“家庭厨房外卖”的监管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监管二司副司长崔恩学表示，不管是叫家庭厨房还是家庭私厨等，如果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食品经营行为。既然是一种食品经营行为，应当依法获得食品经营的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周宁说，自己看到这几个字时，“使劲拍了一下大腿，我这几个月不就和街边无照经营的小作坊没区别吗”。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周宁一狠心关了自己的“外卖小店”。

　　就在关店的第二天，周宁却收到了“声讨”微信。原来，是以前经常在周家“外卖小店”点外卖的年轻人要求“开店”。

　　刘斌便是其中一位顾客。在同为湖南人的刘斌那里，周家的“外卖小店”早已超出了简单外卖的意义，而是“妈妈的味道”。

　　只要是加班，下班前在周家的“外卖小店”点一份热菜加米饭，已经成为刘斌几个月下来的习惯。“我的单位在中关村，回百子湾的家一般都会遇到堵车，但想着回家就能吃上热菜热饭，本来堵车带来的焦躁也就缓解多了。”刘斌对记者说，其实朋友也曾和我说过“家庭厨房外卖”的卫生安全隐患问题，“但每次周大爷送来的饭菜都很可口，肉质不错，蔬菜也不会出现过老、变色等，我信得过”。

　　之所以锁定周家的“外卖小店”，也是因为在“家庭厨房外卖”过程中曾经“栽过跟头”。

　　半年前，刘斌在同一家“家庭厨房外卖”APP上点了外卖，之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然而，在维权过程中，刘斌却四处碰壁。“商家和平台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我顶回来——拿什么证明食物中毒是吃了他们的菜引起的。”刘斌说，发票、凭证等全无，“最后只能是自己为医疗费用、身体健康等买单”。

　　就在几乎失去信心之际，刘斌注意到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周宁家的“家庭厨房外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刘斌试了试，“其实，分享经济中最难突破的一点还是‘信任’的问题”。

　　“我曾经问过周大爷，怎么保证食品安全的问题，大爷当时就拍了做饭的照片，厨房整洁明亮，我也就更加放心了。”刘斌说，不过，平时使用“家庭厨房外卖”APP的朋友，的确很少会询问经营者的健康、私房菜的卫生等问题，毕竟很多都是朋友介绍的，“即使有细心的用户去询问，也很少有周大爷那样细心回复的，往往会被经营者推诿、忽悠。经营者的健康、私房菜原材料、制作过程、包装等环节的卫生，几乎全靠经营者的自律，这真的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不过，即使有家庭厨房的照片，可信度可能也不高。一名某私厨外卖平台的摄影师曾向媒体透露，他们去家庭厨房拍照一般都要修图，所以，一些在网上看起来很干净、很光鲜的厨房，并不一定都真实，“有一次我们去西城区一个胡同里的家里去拍厨房，看到煤渣土堆在门口时，我们就在想，这样的厨房做的饭能吃吗？但是后来发布出来的照片看起来肯定要好很多”。

　　此外，有私厨透露，私厨与平台之间没有就食品安全问题签署任何保障协议。“总体来说还是要看用户评价，好评多自然客户多，评论里偶然有一些差评也没关系，没什么惩罚，但差评太多的话，公司会过问。”

　　吃出来的“经验”

　　周家不干了，刘斌只能找寻新的靠谱“家庭厨房外卖”。然而，这样的寻觅并不容易。

　　不过，刘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目前，不少互联网公司推出家厨类APP,打开手机“应用宝”，能搜出一串此类APP,如“回家吃饭”“丫米厨房”“觅食”等。“回家吃饭”上宣称已有数万名家厨注册。

　　对于“家庭厨房外卖”APP上两类主要的厨师人群——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职妈妈来说，和周家人一样通过做饭获得收入是他们加入“家庭厨房外卖”的主要动因。

　　接受记者采访的家厨称，他们每份菜品的食材成本大概占售价的30%至40%左右，再扣掉物流、水电气和调味料成本，家厨的净收入大概占售价的50%左右。

　　对于消费者来说，当路边小餐馆的地沟油、“美容肉”等成为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时，“家庭厨房外卖”平台声称所有食材由家庭厨师从菜场、超市购得，同厨师家庭吃的完全一样，“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意味着食品安全，而这也成为“家庭厨房外卖”的另一大卖点。

　　不过，问题是，相较于开设正规餐厅需要办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审批以及地税、国税登记等一系列手续，“家庭厨房外卖”的资格审查可谓“极简”。

　　“尽管所有共享厨房平台都表示其在线下会多次对家庭厨房进行审核、培训，并要求家庭厨师提供健康证明，但在实际运营中几乎全凭自律。”刘斌说，自己的经验完全是“吃出来的”。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与正规餐馆进货、销售、库存都有详细记录相比，“家庭厨房外卖”从原材料采购到整个加工制作过程都缺乏监管。

　　即使是食客信得过的周家人，也无法做到详细记录每一批次的食材。

　　这就导致了刘斌曾经的“跟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除了有保险这种后期补救措施，消费者很难找到其他渠道维护合法权益。新食品安全法要求对外经营的餐饮企业必须进行强制许可，取得流通许可等资质，但“家庭厨房外卖”更类似于小作坊，在监管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随着发展，“家庭厨房外卖”的定位早已不是最开始设定的：“家庭做的饭多出来一份，正好有偿共享给想吃的人”。而是充分开发家厨的价值和生产力，把“家庭厨房外卖”变成小规模餐馆。比如，周家人此前的安排：周宁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老伴负责炒菜，周宁负责配送，从11点就开始炒菜，一直要到中午2点才能有时间休息一下；然后下午4点半又开始着手准备。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当周家曾经的“作息”成为普遍现象后，“家庭厨房外卖”的饭菜大有流水线生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