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虹桥卫生间”的阿芬：打工歧视，何时成为新冠疫情的后遗症

疫情持续三年，在尚未不知这场疫情终究何时结束时，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却不断冲击着我们日常生活。

而新冠病毒的后遗症，近日又新增一条新的症状----打工难。

近日，一篇文章《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刷屏了整个社交媒体。

文章主要围绕着一群确诊过阳性，但已经康复的打工者在上海的谋生路，却发现处处碰壁，经济窘境的他们只好选择在火车站地下通道，作为他们的栖身地。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并非只有一个。

就在前几个月新闻所报道过，湖北人陈锋自从今年4月份从上海方舱医院经治愈后出院，在求职过程中却屡屡被招聘单位拒绝。

其理由主要是陈锋这两个月以来核酸检测记录曾显示过阳性记录。

而就在半月前，一批支援方舱的务工志愿者也曾因患有阳性，离开方舱后流浪一月，四处碰壁依然找不到工作。

好家伙，搁以前，学历、性别、年龄等以往歧视还算遮遮掩掩，纵然理亏，但总留几分面子，而此次轮到阳性，摊牌了，就是不招。

也正因如此，“历史无阳”也成为了新词汇，越来越多新冠阳性康复者也纷纷在网络上曝光自己求职受阻的经历，就连在新冠至于后要求加入广场舞跳舞，也惨遭拒绝。

病毒不可怕，可怕的却是无知和歧视

随着今年我国多地爆发了新一轮新冠疫情，越来越多地域歧视也随之增加，网络上对感染者称呼也随之变化。

甚至还有些人调侃将新冠阳性感染者称为“小阳人”、“羊”。

随后逐渐发展为“两脚羊”、对性别年龄做出区分的“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更有个别人员背上画着“抓羊”的图片。

一旦得了新冠，这类人如同被拷上历史耻辱。

没工作没钱，没钱不能租房，甚至有些酒店、餐饮业也都不缴纳。

面对如此庞大的大城市，却无法容纳一个卑微的灵魂。

或许此时你会说：不是有《劳动法》吗？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按照《就业促进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如员工已治愈或已排除传染病嫌疑的，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员工返岗，否则构成就业歧视。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传染病史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用人单位无权收集。

但问题是，现实中你必须要打开健康宝，展示核酸疫苗服务查询，出示历史检测结果；

即便用人单位以这种原因求职失败，诉讼流程复杂、时间和经济成本也劝退了一大波人。

或许此时你会说：直接去找劳动仲裁提出申诉！

而按照《劳动法》第三条相关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不得因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种族等与职位要求无关的信仰受到不平等对待。

但这个“等”，却并不明确是否可以将“新冠阳性”作为评判是否录用劳动者的标准。

这样的局面，历史曾有新冠病史、阳性记录的打工人，还真处于尴尬的窘境。

要么历史无阳，要么两个月阳性，一旦跟“阳”沾边，一个人可以跌倒城市链的最底层。

难道过错，全都归咎于企业身上？

其实也不是。

之所以用人单位拒收新冠康复者的理由，主要的一点----在疫情防控压力下，一旦疫情反复出现，用人单位同时面临着监管处罚、经济损失的严峻后果。

由于复阳的风险存在，企业员工被检测出阳性后，可能还会面临着停工停产等问题，一旦停工停产，不仅企业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其他员工也需要共同承担这些损失。

尤其是3月-5月，上海有61万人就出现阳性病例，有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几个复阳病例，这个责任又有谁能承担呢？

万一工人中招，刚才复工的大气尚未喘过来的企业，十几天不能生产就意味着十几天的亏损。

万一服务型行业中招，不仅自家产业停摆亏损，可能还会牵扯一大波前来消费的顾客。

顺带一提，这些企业还说不定连带承担防疫不力的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的风险存在，用人单位也最终选择“宁可.....不可.....”作为招聘的原则。

比起病情的严重性，确诊新冠之后会遭受歧视更值得担心

正当大家都没办法客观、科学、理性去对待新冠疫情相关问题时，社会就会逐渐衍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

从长远来看，谁都不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来追求公共利益，更多确诊者会隐瞒自己疾病史，反而更不利于疫情防控。

但这种歧视背后，隐藏着人们的无力与无奈。

比消除恐惧更难得的，是消除因“威胁”产生的忧虑。

毕竟没有公司希望员工感染而导致停工停产，也没有人希望因为同住一栋楼确诊而无法上班、上学。

但这些存在的风险若继续转嫁到企业或者个体来承担，两者永远都只能处于鸿沟的两端。

如何保证人们的生活工作不受病毒持续存在而影响？如何消除这种隐藏的风险？如何让疫情与日常生活达到自洽.......

这些问题，似乎还需要我们去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