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家的视角出发讲述：我为什么关注全科医学

　　北京医院曾昭耆教授，除发表过专业论著60余篇外，一贯关心医学保健知识传播，发表过科普文章200余篇，曾获全国医学科普著作一等奖及三等奖。他主编及撰写了《老年常见病咨询》、《中老年人心血管病知识》、《善待生命——专家谈中老年医疗保健》等科普著作，还多次在北京市及中央一些部委为老干部作老年保健知识讲座和开展医疗咨询，为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普及医疗保健知识，做出了积极贡献。

　　专家视点

　　有人问我：“您这个大内科主任、心内科教授，干嘛和那些小医院的基层医生搞到一起？”这事，从表面看好像有点偶然性，但实际上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

　　1982年夏天，院长指定我给分配到我院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讲一次课，没有规定讲什么内容。当时我想，他们刚从医学生成为医生，认识这个社会角色的转变很重要，所以我决定讲“怎样做医生”。第二年，改成了“怎样做个好医生”。每年讲的内容不尽相同，总体上是修改、补充，增加内容。这个任务持续了很久，一直讲到2006年。

　　有一年，卫生部老部长徐运北来院检查工作，他让我去汇报这件事，并想看我的讲稿。我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于是，他建议我把讲的内容写出来，成为基本定型的课件。

　　我离休前，院长希望我把材料整理好，准备内部出版，发给以后新来的医生、研究生和进修医生。我请邓家栋教授把关，他认真审阅了全部文稿后，说：“很好！”并向陈敏章部长推荐。陈部长看了后，让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题写书名《做一个好医生》。

　　书出版后，我把它送给当时我兼任理事长的东城医学会理事们。没想到，朝阳门医院的院长王炜看后有点奇怪地问：“您怎么会了解全科医师呢？”

　　原来，他看到书里有一段话：“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虽然毫不例外地都拥有一批设备高度现代化的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并有不少分别掌握了各项先进技术的高级专家，但是真正和大众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仍旧是一大批什么问题都能基本解决的家庭医师或全科医师。因而，人们在多年重视专科医学之后，近些年来，‘全科医学’又重新引起高度重视”。

　　原因是，我实际上也做过十多年特殊类型的全科医生——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所面对的人群，即使加上他们的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是我们通常在门诊和病房接待的那种病人。他们的年龄、性别、生活水平、工作状况和身体状况各不相同。多数基本上是健康人，但又随时可能发生各种不同的健康问题。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包括外科、儿科和妇科疾病，都得及时给予适当的处理。我的基本任务，是时时处处关注他们的生活、工作、饮食、心理，做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最终目标是使他们少生病，不生病。特别是在外地、国外，保健医生身边只可能带有简单的药品器械，也没有医院和上级医生做靠山，困难是明摆着的。当时主管我们的傅连章部长说过：“通过你们的工作，使首长们身体健康，如果每天能多工作一小时，那也就是你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他的话，在我们这些年轻医生思想上成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那只是一种规模很小的特殊人群，与处于基层的全科医生工作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但对医生个人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工作方式以及思维水平上的要求，确乎都存在很多共同之处。

　　再就是，我在德国心脏病中心工作了几年。那是一所新型的心脏病专科医院，它通常不直接对外，病人基本上都是由家庭医生转来的。在那个医院的门诊部看不到拥挤的人群，病房里只有少数重症心血管病患者，包括冠脉介入治疗者也是没几天就回家了。那段时期，我是ccu的主管医生，除到导管室、超声心动图室轮转外，也和其他德国医生一样值门诊，一天（从8点到16点）大约也就看8～10个病人，但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根据家庭医生写的病情摘要和转诊目的，通过必要的检查，做出诊断，提出处理意见，然后转回去。除此以外，有时还得对家庭医生的电话咨询给予解答。时间久了，我与一些家庭医生熟悉了，对他们工作的重要作用也有了体会。

　　国内大医院，门诊病人很多，医生忙不过来，因此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我出门诊时也发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值得看专家门诊，不少病人的问题，基层医生也应该能够解决。我常想，如果有合格的社区家庭医生，大医院就不会这么拥挤，专家们也可集中精力解决一些复杂问题，更好地做科研、教学工作了。

　　通过以上工作经历，使我认识了全科医学的价值。

　　不久后，王炜拉我到一个基层医院，参加一次全科医生的聚会。会上，我认识了首都医科大学的顾湲教授和几个跟她学习全科医学的基层医生。那时，全科医学还没有被列入政府卫生部门的计划，她默默无闻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已经有几年了，那种执著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应她的要求，我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全科医学的认识，讲了全科医学在整个卫生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将来的发展前景，并把刚出版的《做一个好医生》送给了他们。顾教授兴奋地说我是 “中国第一代的全科医生”，希望我参与他们的工作。从此，我就开始承担一点培训任务，表示对这个事业的支持。

　　我先是帮她在首都医大给学生和有些外单位来向她取经的人讲一些课；在北京和外地讲接诊、临床思维、社区用药等题目，联系病例讲，但很少讲某种疾病的诊断治疗。

　　1998年，北京市卫生局策划编写《全科医师实用手册》。初期，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有人问：给全科医师写书，是否可以按大专或中专水平写就够了。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作者们说明两点：1，一般可以按大专或中专水平写，但不是划一条等高线，一些问题可以写的很深入和具体。2，全科医生是医生，书的内容应该以临床为主。因为我认为，全科医生好比是战争中的指挥员，他可以不会亲自驾驶飞机坦克，操纵火炮，但他应该能够掌握整个战局，组织调动各种力量，最终取得胜利。

　　顾湲教授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是既十分尊重，又细心照顾。特别是前些年，虽然条件差，工作累，报酬低，但我们大家都愿意支持她。

　　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教授团队。大家虽然来自不同单位，我和他们原本都不认识，但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可以坦率发表不同意见，尽管有时会发生争论，但谁都很清楚，没有个人私心或意气用事，所以关系十分和谐。我觉得，这个集体很值得珍视。

　　那本《全科医师实用手册》经过大家多次集体研究，征求基层医生意见，逐渐修订得较为完善，已经出了第4版。大家称我为编写工作的组长。

　　2003年，《中华全科医师杂志》发刊，为广大基层医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参与园地，对推动我国全科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十年来，我为它写了40多篇文章，十几万字。

　　我写的那本《做一个好医生》，人民卫生出版社要求增修再版。由于后来我已经主要关注全科医学，就趁此增加了《怎样做社区全科医生》以及一些有关医学人文性、社会性的内容约十多万字，使原来主要为专科医生写的书，更加适用于基层全科医生。书名被改为《漫漫从医路》，于2008年出版。

　　近几年，围绕全科医学的学术活动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2012年在珠海举办的年会，竟有近一千人参加，既有一些国内外的知名教授，又有不少年轻医生。虽然仍比某些专科的大型活动规模小，但和早年相比，真可说是济济一堂了。单是《迈进全科医生新时代》那个会标就使人心情激动，感到现在确实是“柳暗花明”了。

　　发展全科医学，是关系到维护亿万人健康的宏伟事业。我深切感到，要在全国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全科医生，今后任务仍十分艰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有更多热心人积极参与，才可能实现。

　　虽然现在我老了，但我还是愿和大家共同努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