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中国慢性病全面高发 已2.6亿确诊患者

　　供职于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赵松（化名）盘算着，十一假期后，将一日三餐减为两餐，“不知道这样坚持到年底，能不能让脂肪肝转好？”

　　促使他做出这种改变的，是不久之前的一次饭局，到场的六位男性中，有五位都在35岁以上，无一例外都具有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等慢性病征兆。最年轻的赵松32岁，也患有重度脂肪肝，还伴有脲酸偏高。

　　赵松只是中国3.05亿超重人群中一人而已。他身高179厘米，体重85公斤，身体质量系数（bmi）为26.5，超过了健康系数的上限24。超重者比一般人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

　　目前，中国已有2.6亿确诊的慢性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19％。

　　卫生部部长陈竺形容，中国的慢性病全面高发，状若“井喷”。

　　卫生部疾病预防与控制局（下称卫生部疾控局）局长于竞进将中国慢性病发展状况进一步概括为“发病增长快，疾病负担重”。

　　目前，慢性病死亡占中国居民总死亡的构成已上升至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疾病总负担的70％。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特点为病程长，并可能导致患者功能衰弱或丧失。在中国，主要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世所罕见。然而，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加大了慢性病风险因素。

　　一方面，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生活方式转变，虽然改善了卫生健康条件，但也同时带来了慢性病风险因素的流行，比如肥胖和超重。

　　再加之中国特有的因素：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只治不防”，重视医疗事业发展，而轻视人群健康等。这些因素叠加，致使公众遭受慢性病威胁。

　　面对严峻现实，中国正着手构筑慢性病防控体系，以期“尽快遏制慢性病高发态势”。然而，受限于现有体制和卫生资源配置格局，中国若想织起一张有效的防控网络，仍面临诸多挑战。

　　危险趋势

　　中国人死因前三位的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合计在城乡人群死因中所占比例都已超过60％

　　早在2011年，赵松就已被诊断为重度脂肪肝，赵松身边的“病友”比比皆是，“我老板患重度脂肪肝十几年了”。

　　而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下称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所列出的四种主要慢性病。在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人群中，约80％死于这四种疾病。

　　从死因构成看，中国的疾病谱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转变，感染性疾病所占比例持续下降，慢性病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

　　进入21世纪之后，慢性病的蔓延更为迅猛。到2010年时，中国人死因前三位的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合计，在城乡人群死因中所占比例已超过60％。在城市，恶性肿瘤为第一死因，占26.33％；在农村则是脑血管病居首位，占23.37％。

　　根据各国常见死因的比较显示，中国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比美、英、法等国高4倍－5倍，比日本高3.5倍，亦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恶性肿瘤死亡率接近美、英、法，高于日本和印度；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高于各国；心脏病死亡率低于印度，接近美、英，明显高于日本和法国。

　　此外，中国慢性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调查显示，有65％以上的劳动人口患慢性病，这个群体年龄段为男性16岁－60岁，女性16岁－55岁。69％的高血压和65％的糖尿病都发生在上述年龄段。

　　如此现实下，中国的慢性病防控却一直薄弱。即便是防控技术已经成熟的高血压也呈现出“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三低”（知晓率低、管理率低、控制率低）特征。

　　中国的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在2002年为18.8％，而专家根据局部监测数据，估计当前患病率在25％－30％；城市中成年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则从2002年的6.1％升至2010年的12.3％。

　　慢性病造成的疾病负担也随之日益沉重。

　　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在2011年6月的一个慢性病论坛上透露，在2005年，慢性病已占疾病总负担的62％，约14762亿元；其中，恶性肿瘤占比最高，约20％；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分别占16％和12％。当前，慢性病在疾病总负担中所占比例已经增至70％。

　　风险失控

　　中国的整体现状是，四个慢性病风险因素：烟草使用、缺乏运动、有害使用酒精以及不健康饮食全部高位运行

　　仅赵松一人身上就汇集了慢性病最主要的四大共同风险因素：烟草使用、缺乏运动、有害使用酒精以及不健康饮食。

　　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和脑卒中）、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以及糖尿病，是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所列的四种主要慢性病，约占所有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80％。如果上面的四种风险因素被消除，大约四分之三的心脏疾病、脑卒中和ii型糖尿病以及40％的癌症将能够得到预防。

　　而中国的整体现状就是，四个慢性病风险因素全部高位运行，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态。于竞进就表示，“慢性病风险因素在人群中普遍存在，有超过3亿人吸烟；80％的人食用盐、油过量；18岁以上成人经常锻炼的比例不超过12％。”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慢性病是由个人行为造成的。全国慢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明说：“我曾经陪卫生部领导去游说慢性病事宜，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就明着说，你抽烟喝酒是个人行为，凭什么让政府替你买单。”

　　但实际上，这些风险因素往往来自社会环境影响，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减少风险因素的流行蔓延，应是政府之责。就此而言，中国政府的责任缺位是显而易见的。

　　仅以烟草使用为例，根据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中国在烟草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现有吸烟者3.01亿人，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1％，其中男性为52.9％，女性为2.4％。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但作为履约内容之一的“控烟履约规划”却因为烟草业的干扰而迟迟无法推出，其主要原因为，烟草企业及烟草专卖局反对在规划中写入在卷烟包装上印刷图形警示的内容（相关报道见《财经》2012年第13期“控烟规划难产”）。国际经验显示，在卷烟包装上加印图形警示，对于减少烟草的使用效果明显。

　　据知情人士透露，卫生部已被迫做出让步，未来的“控烟履约规划”中，不会出现有关图形警示的内容。

　　2011年9月，第6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下称联大会议），确立了慢性病防治由政府承担首要责任的原则。以此为契机，《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下称《慢性病防治规划》）于2012年5月由15部委联合推出。

　　实际上，《慢性病防治规划》早在八年前就已基本完成，“我们当时做了好多稿，但就是迟迟出不来。”曾主持《慢性病防治规划》撰写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说，“今年能出来，绝对是跟联大会议有关。” 但是，已经迟到的《慢性病防治规划》不得不把原定期限的2011年至2015年，调整成2012年至2015年，实施期限就此缩短为三年半。

　　体系不整

　　省、地市、区县三级疾控中心中，专职慢性病防控在岗人员占疾控中心在岗人员的比例只有2.3％、1.8％、2％。

　　严峻现实之下，被各方寄予厚望的《慢性病防治规划》不得不面临“体系不健全，能力不足”和“工作机制尚未建立，难协调”的难题。

　　按照中国当前的慢性病防控体系结构，纵向上大致按行政级别分为四个层级：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横向上则有卫生行政部门、疾控系统、专病防治机构和医疗机构四个条线。

　　处于整个体系顶点的是卫生部，其对各省级卫生厅（局）、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进行行政管理。在卫生部内部，有多个涉及慢性病防控行政管理的司局，直接管理慢性病防控的司局至少包括：疾控局和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

　　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都是卫生部的直属机构，分别对下游的疾控机构和专病防治机构进行技术指导。

　　早在2009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即批复成立了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卫生部也在2011年发布了两机构成立的通知。但是迄今为止，两大中心都尚未确立独立法人身份，并没有展开实质运转。

　　由中央层面向下至省级，同样是由卫生厅（局）进行行政管理，其内部机构设置与卫生部大致相同。

　　在技术机构中，疾控系统的结构最为完整，上至中央，下至区县，皆设有疾控中心。然而，具体到专职慢性病防控机构，情况则参差不齐。根据《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调查（2009年）》的数据，只有47.7％和21.8％地市级和区县级疾控机构设有慢性病防控科（所）。

　　机构不健全的另一面，则是经费没有保证。据统计，只有54.9％的地市级和34％区县级疾控中心有慢性病工作经费。即使是那些拥有经费的地方，其慢性病防控经费占疾控中心总经费一般不超过3％。

　　此外，疾控系统中的慢性病防控人员数量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慢性病防治规划》中要求，“慢性病防控专业人员占各级疾控机构专业人员的比例达5％以上。”但当前，省、地市、区县三级疾控中心中，专职慢性病防控在岗人员占疾控中心在岗人员的比例只有2.3％、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