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thods连发两篇CRISPR文章，深圳大学成果备受关注

　　2016年09月10日讯 Nature Methods杂志同时发表了两篇精彩的CRISPR研究论文。其中，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发的CRISPR“信号传导器”特别引人注目。

　　真核细胞的复杂表型受到决策回路和信号通路的控制。深圳大学的研究人员给sgRNA带上能识别特定信号的改良版核糖开关，构建了基于CRISPR-Cas9的“信号传导器”。这种“信号传导器”可以根据外界或内部信号调控内源基因的转录，实现对细胞信号通路和复杂分子网络的定向控制。据介绍，CRISPR“信号传导器”还能“重新编程”控制肿瘤细胞恶性行为的信号网络，使癌细胞再次回到正常健康状态。研究人员研究了包括膀胱癌在内的多种类型癌细胞，充分证实了信号传导器的潜在应用价值。

　　该论文是在以深圳大学为首席单位的国家973计划项目“合成生物器件干预膀胱癌的基础研究”经费支持完成的。论文第一作者刘宇辰，通讯作者黄卫人、蔡志明分别是973课题的主要成员和首席科学家。

　　用腺相关病毒（AAV）递送CRISPR-Cas9在基因疗法中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不过，AAV-CRISPR-Cas9潜在的免疫原性和有限的负载能力，是这一系统走向临床所面临的关键性障碍。哈佛大学的著名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他领导团队建立了一个多功能的AAV-CRISPR-Cas9平台，这个平台能够进行基因组编辑、转录调控和其他此前无法实现的应用。研究人员还鉴定了影响该平台效率和临床转化的关键参数，包括病毒在体内的分布、不同器官的编辑效率、抗原性、免疫反应和生理效果。研究显示，AAV-CRISPR-Cas9会引起宿主应答，表现出明显的细胞和分子特征。但与其他递送方法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开发的平台不会在活体内诱导广泛的细胞损伤。这项研究奠定的基础可以帮助人们开发有效的CRISPR基因组疗法。

　　George M. Church是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教授、Wyss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他被誉为是个人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的先锋。1984年，Church和Walter Gilbert发表了首个直接基因组测序方法，该文章中的一些策略现在仍应用在二代测序技术中。此外，如今的多重化分子技术和条码式标签也是他发明的，Church还是纳米孔测序技术的发明者之一。

　　前不久George Church和小伙伴们悄悄邀请了130名科学家、律师、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波士顿召开了一次不对外公开的基因组会议。据说，他们在会议上探讨了体外合成完整大基因组的可行性，以及相关项目的实施。Church后来提供给STAT News的一份声明指出，这样的尝试代表着人类理解生命蓝图的新篇章。

　　随后，饱受争议的Church又给生物学领域扔下了一枚大炸弹。他和同事在bioRxiv上提前发表了研究指出，大肠杆菌E. coli的生长速度拖累了科研进展，应当用世界上生长最快的细菌取而代之。这次与Church联手的哈佛大学遗传学家Henry Lee表示，基因组研究花费了太多时间等E. coli生长，需钠弧菌（V. natriegens）其实是更好用的替代物。为了推广V. natriegens的使用，研究人员公布了这种细菌的基因组序列，列出了经过测试的培养条件。他们还开发了一个作用于V. natriegens的CRISPR基因组编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