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婴被生父暴打致残 母亲提起剥夺监护权诉讼

　　撤销之痛

　　程女士的纠结和最终选择

　　“你弟弟给我打过电话，第一次打电话说不用管你，说你造的孽太深。第二次打电话是让我跟警察求情。我知道他也很纠结，想让我原谅你。但现在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问题了。现在儿子病情非常的严重，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想要不要原谅你。”程女士这封写给丈夫的信，在很多人看来，字里行间读不出做母亲应有的愤怒。作为妻子，程女士无法放下和丈夫五年的感情，作为母亲，她又无法容忍丈夫对孩子痛下毒手的行为。程女士的选择也一度随着两个角色的不断互换摇摆不定。

　　五年前，山东潍坊人李某刑满出狱时，他牵挂于心的女友已离他而去，而生活还要继续。经友人介绍，他和同乡小程开始了交往。“我对他一见钟情，而他对我不是。”程女士坦承。

　　“她自己只吃一两块钱的果冻，却省下所有钱给老公买衣服。”程女士昔日打工的川菜饭店的领班吴雨娣这样描述。

　　程女士说，三个月“闪婚”后，丈夫开始动手，而对儿子的施暴，则在他出生10天后。

　　“父亲离世、做生意被骗及朋友的背信弃义”这三个原因，被羁押在通州看守所里的李某视为挫败感的来源。程女士则认为，丈夫的暴戾与一笔20万元的投资失败有关。

　　“他不是不懂感情的人，公公两年前去世，他在遗像后写满倾诉，还时常捧着遗像擦拭。婴儿车是他花500元买的，尿布和奶粉也是好牌子。”她指着蓝花车篷金色车身的童车说。

　　“‘博程’大名，是他给乐乐起的。首尾是我俩姓氏，中间‘博’字，是他最喜欢的老师，也有对孩子的美好期盼。他以为打孩子是家事。”

　　程女士对丈夫的“留恋”和“开脱”，让很多接触过的人感到不适。“我们接触的两个月间，没听她说过丈夫的‘不是’。她甚至表达过，想给看守所里的他送些钱去。‘我和乐乐留一些就够了’。她指的是爱心人士送到医院的捐款。”万莉告诉北青报记者。

　　“面对丈夫对儿子的多次施暴，本应是保护者角色的母亲，选择退缩与缄默，这无疑助长了加害人的气焰。”在北师大刑科院副院长宋英辉看来，程女士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是否还能拥有监护权，应通过专业机构测评决定。“最基本前提是她必须选择和丈夫离婚，以免丈夫出狱后继续施害孩子。”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也认为，“即使不离婚，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是必需的。这是四部委‘意见’中特别确立的，它在施暴者与被害人间设置了‘绝缘体’。”

　　在佟丽华看来，程女士也是受害人，虽然她的监护有瑕疵。孩子出事后她能尽心呵护，其实就是悔过的证明。“作为一直坚定推动撤销监护资格的专业人士，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对极其恶劣的父母必须要撤销。法律没给父母这样的特权。第二句：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总的来说，孩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最好。这是大的方向。”

　　张红云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7月24日，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后，他将面临3到10年的刑期。刑期可能随着乐乐的伤情变化而变化，如果后果特别严重，“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后悔没有早点离开他，后悔没有保护好孩子，后悔把他生在这样的家庭……”采访中，程女士连说了三个“后悔”。

　　谈到为何撤销丈夫监护权，她说：“五年的感情，我不可能没有留恋。但为了乐乐，我会选择离婚、选择剥夺他的监护权。我不会再给他任何伤害我儿子的机会，这次我要尽职。”

　　抚养之忧

　　独自抚养儿子面临的问题

　　作为法定监护人，父亲的监护权一旦被剥夺，监护之任将“落单”在母亲肩上。作为“无业贫民”，她拿什么抚养乐乐，是摆给乐乐妈和社会的共同难题。

　　程女士有过收入，在川菜馆打工，月收入2200元。怀孕后待产在家。案发前，她租住在通州焦王庄农民房，月租500元。丈夫刑拘后，她一直随护儿子。孩子在哪家医院，她就跟到哪里。孩子一旦出院，首要面临的就是居无场所。

　　“我很担心，身无分文的她，怎样养育乐乐。一旦社会救助渐冷，媒体不再跟进，没有收入来源的乐乐妈，将会做何种抉择？走投无路时，她会不会带着或者扔下乐乐走极端？”一位爱心妈妈忧虑地说。

　　乐乐救治时，潍坊市后岭村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困难证明，印证了程女士家境贫困的说法。

　　程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她的母亲腰椎有病，丧失劳动能力。唯一的哥哥生了双胞胎，因嫂子有病，还要靠父亲种地接济，指望不上娘家人的帮助。

　　在婆家这边，公公已患肝癌去世，留下婆婆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小叔子跟自己总共见过三四面，自己还拒绝了他谅解哥哥的请求。自己正在申请撤销丈夫监护权，不要说婆家没有能力，就是有能力恐怕也没指望。

　　截至8月22日记者发稿，乐乐已经两次转院，两次脑积液引流手术，两次进重症监护室抢救，总时长半个月。他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做一次高压氧。正是因为有专业的康复治疗，被打后丧失哭笑能力的乐乐，才能重拾哭音。

　　目前，通过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筹得的28万元专项救治费，已花费一半多。虽然已做了17次高压氧，但脑科专家称，乐乐仍需长期康复。脑损伤后六个月被称为“黄金恢复期”，一旦捐款殆尽，乐乐的救治康复之路有可能中断。

　　救助之困

　　监护权撤销之诉仅为个位数

　　中华儿慈会9958救助中心致力于保障贫困大病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在3年多的运营中接到了近9万条热线求助电话，其中儿童意外伤害占45%。意外伤害救助案例中涉及儿童被虐、侵犯、中毒、车祸等，而家庭暴力的儿童救助比率一直在攀升。

　　“在救助家暴被虐儿童中，9958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这类儿童虽经过救助暂时治愈了伤情，但最终还会回到施暴的家庭中去，其安全问题没有有效解决，孩子依然处于危险中。他们的归宿到底在哪里？9958作为一个有长期救助经验、并不断深切体会家暴儿童之殇的民间公益机构，一直在探索更有效的途径，全程跟踪、监护被侵害儿童的成长过程，使这些孩子免受二次伤害。回归一个安全的、能得到有效养护的‘家’。”王昱说。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撤销乐乐父亲监护权之诉，同时确认9958这样的民间机构辅助监护人的法律地位。让我们能更好地帮乐乐妈履行监护职责，让善款使用最大优化。必要时帮助乐乐寻找专业寄养机构，通过专业养护加医疗的双重托管，保障孩子在病情上尽可能改善，并争取更多资源介入孩子治疗和心理抚慰。”她告诉北青报记者。

　　“现行法律对辅助监护人尚无明确界定。但现实中，很多监护人能力不足，尤其是撤销一方的监护资格后，难以很好地履行监护职责。引入有能力的儿童保护机构作为辅助监护人，应是解决监护困境的有效途径。司法实践中，已有对辅助监护人身份的确认例子。”张红云律师认为。

　　佟丽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意见》实施近8个月，全国却只有个位数的监护权撤销之诉，明显与未成年人受监护人伤害的数字不成比例。

　　“乐乐父亲一旦被撤销监护资格，马上面临的就是母亲怎么独自抚养孩子。治病需要钱，生活需要钱。谁来监督她？谁来关心她？谁来帮扶她？不是一个简单撤销就完成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不仅家庭要担负责任，政府、国家也要担负责任，要对处于困境中的监护人进行干预。”佟丽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