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病，和有点意思的道歉

　　每天读新闻的时候，就像在布满海藻的水域里潜水。“这个有意思，那个没意思”，眼睛代替大脑不时做出冒失的判断。那么，对于我眼睛里那个神秘的分拣者来说，有意思和没意思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定要给个解释，大概可以这么说：有意思的事情总是包含某种诗意的成分，某种多义的、含混的、不透明的东西，它让你下意识地兴奋或紧张；至于没意思的事情，它就是没意思。估计看到这里，有人就不耐烦了。

　　还是说说有意思的事吧。安徽省高院在一家地方性晚报上登了一个公告，它的面积比一块豆腐还小，但还是被眼尖的家伙发现了。因为它是一个道歉公告。三年前，安徽省高院在审理一桩轰动性的非法吸储案时，维持了亳州中院的判决，但两级法院的判决却被最高法院撤销了。案件重审时，检察机关对被告中的19人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一下子把安徽高院给闪着了。在当事人的一再要求下，安徽高院决定支付赔偿金，并登报道歉、消除影响。

　　高级法院在报纸上登公告给当事人道歉，这事儿实在太新鲜了。过去，有的冤假错案在平反时，公检法机关会向当事人或其家属当面道歉，但登报道歉这种事几乎不会发生。沉冤得雪，还得到了国家赔偿，一般人这时候都会发自内心地“感谢政府”，哪里还好意思提出公开道歉的非分要求呢？但亳州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可能比较执拗，坚信自己是被冤枉的，所以非要法院给恢复名誉不可。那么，安徽高院该不该道歉呢？不好意思，我又要说，这事儿需要“辩证地看”。从情理上说，法院判错了案子，给当事人道歉也算合理。但从法律的角度看，法院未必就有道歉的义务。错案的发生有多种原因，责任未必都在法院。如果每一起错案都要道歉，不仅法官们忙不过来，法院恐怕也要变成“道歉机关”。

　　法院要不要道歉，不仅要看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定义务，还要看道歉对法院和法律的形象有无正面价值。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道歉对法院的形象有好处，我不反对法院道歉。但是，如果存在矮化法律的可能性，就应该三思。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治久安，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权威来自公正审判、来自依法纠错，而不是被动地打人情牌。安徽高院的道歉或许可以安抚人心、息事宁人，但它对法治本身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还真不好说。

　　前几天和家人去吃涮羊肉，在叫服务员加汤时，我特别地小心和客气，生怕出现意外情况。因为我记得，朋友圈里都在说，别惹我啊，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个拗口的精神卫生术语为什么如此流行呢？因为南京交管局微博发布调查结论说，撞人宝马的司机在作案时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坊间因此一片哗然，有人说，司机现在分为三种：司机、女司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司机。对这种歧视女性的说法，我当然是坚决反对的。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病。好好的人，忽然就可能发病。发作完了之后很快又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要我说，这个病本身就是个神经病。大家之所以质疑鉴定结果，恐怕跟这个病太神经也有关系。

　　有钱和有权的人要想减轻刑事责任，患上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个不错的办法。它矫如神龙来去无影，雨过天晴不留后患，你见过这种不需要吃药打针做理疗就能自愈的病吗？但转念一想，万一宝马司机在作案时真的是犯病了呢？从当时的报道情况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小。如果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压根不考虑嫌疑人的精神状况，或者明知他有精神疾患也铁面无情，那岂不是很不人道也很不公正么？要摆脱这个两难困局，就不能只凭个人好恶下判断。首先要尊重科学，再不靠谱的病，那也是教科书上明确记录的病，如果南京脑科医院不能令人信服，那就再找一个名声好点的鉴定机构。更重要的是，还要相信法律。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只有法院才能做出最终结论。一个鉴定结果，还远不是司法结论，用不着那么着急上火。

　　舆论对鉴定结果做出过激反应，说到底还是对司法不够信任。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宝马这个车型不信任。既然能开宝马，就有可能左右司法。很多事情就是在这种杯弓蛇影般的集体无意识中，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法院虽然还没出场，就已经成了躺枪的主角，这不是也很有意思吗？

　　一个在持久的转型中有点没型的时代，会出现很多不该出现的现象。这话太绕了。我其实想说的是，有的有意思的事情，在任何年代任何社会都很有意思。另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在当下、在这里才有意思。后一种事情越少，社会就越健康。还是太绕，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