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死亡质量指数排名倒数

　　说起“缓和医疗”不少人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说到临终关怀，多数人就能明白这个词的大概含义。

　　在中国，缓和医疗又被医生称为“姑息医疗”，两者常常交互使用。“姑息疗法”指的是暂时减轻患者疼痛而不能消除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常被用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在治愈无望的前提下，姑息疗法主要是控制和缓解疼痛。

　　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以及心血管等疾病的患病率不断上升，中国对缓和医疗（PalliativeCare）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济学人智库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对缓和医疗的需求和此类服务的供应方面，中国属于“供/需”缺口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10月6日，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系数，该系数衡量了全球80个国家缓和医疗的质量。它聚焦于成人的缓和医疗的质量和供应情况，由20项定性和定量指标的得分构成，这些指标涵盖五大类别：缓和医疗的环境、人力资源、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护理质量和公众参与。

　　在这80个国家的排名中，中国位列第71位。报告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对于缓和医疗有限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整体上低质量的缓和医疗服务。

　　死亡质量系数由新加坡慈善机构连氏基金(LienFoundation)委托进行排名，以广泛的研究和面向全球120多名缓和医疗专家的访谈为基础。该排名表明，总体而言，收入水平是表现缓和医疗供应情况和质量的强有力指标，富裕国家通常集中出现在排名前面。英国的排名蝉联榜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富裕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前20位的大部分名额。

　　报告指出，受人员和基础设施所限，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无法提供基本的疼痛管理。但一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也展现出创新和个人主动性的力量。例如，巴拿马正在将缓和医疗纳入本国初级医疗服务中，蒙古国的临终关怀设施和教学项目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乌干达在阿片类止痛药的供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经济学人智库首次对缓和医疗的供应情况与对此类护理的需求情况进行了比较，基于各国的人口概况和需要缓和医疗的疾病造成的负担进行需求分析，根据该分析，由于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和诸如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不断上升（占2012年全部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国成为最容易受创的国家之一。随着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增加和人口日益老龄化，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努力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需求。

　　“缓和医疗是一种提供给患有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和家庭的，旨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及面对危机能力的系统方法。通过对痛苦和疼痛的早期识别，以严谨的评估和有效管理，满足患者及家庭的所有（包括心理和精神）需求。”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缓和医疗（PaliativeCare/PaliativeMedicine）的定义。

　　缓和医疗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它最早出现于12世纪，安宁院（HOSPICE）原指朝圣途中的驿站。

　　1967年，英国圣公会护士西西里桑德丝（CicelySaunders）遵从病人的愿望，进修心理、医学，终于在1967年于伦敦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现代化兼医疗科技及心理照顾的圣科利斯朵夫安宁院（St.Christopher’sHospiceHouses）。桑德丝女士亲自带领医疗团队着手进行一系列的癌症的镇痛研究及灵性关怀。

　　从1967年圣科利斯朵夫安宁院成立开始，现代缓和医疗的模式就此确立，其后，这种模式逐渐地被世界各发达地方接受和推广。

　　而在当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恶性肿瘤成为死因之首，中国对缓和医疗的需求度极大，但缓和医疗在中国的推进却十分缓慢。

　　2014年9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预测，到2025年和203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分别突破3亿和4亿。尽管国家卫计委在2008年下发《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其中将临终关怀科单独列为一类，但是中国临终关怀的公众重视度和可获得度依然有限。经济学人智库的上述报告指出，除去400多家专业级别的肿瘤医院，中国只有少量的慈善医院和社区中心为病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上述报告还指出，中国缓和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不足1%，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对于缓和医疗，目前中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医患之间的沟通也相对缺乏。

　　但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层面的新动向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加大对缓和医疗的支持和投入。上海市卫计委2014年4月发布文件显示，到2014年底上海市将完成1000张舒缓疗护床位新建任务，并开展规范服务，努力满足晚期癌痛和临终患者的舒缓疗护服务需求。

　　2014年8月，《2015年天津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显示，此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中涉及养老服务的达10项，临终关怀首次被列入购买服务项目。

　　该报告的编辑DavidLine指出：“自首次死亡质量系数发布以来，该问题已经明确提上了全球议程，世界卫生大会去年就吁全球各国提高缓和医疗标准。但即使是在本系数中排名较高的国家，也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个问题会影响我们所有人---高质量的死亡应当被视为一种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