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约有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难入院难回家

　　据估算，我国有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不管从疾病康复还是社会负担角度来看，精神病患者都需要融入社会，被常人接纳和包容，从根本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然而，社会的排斥，让徘徊在孤独世界的精神病患者无所适从，难觅归宿。

　　难入院，难回家

　　――不承认有病，花费数年时间终于入院；进了医院，往往被拒绝回家

　　坐在记者面前的汪阿姨，虽已71岁，但头发不白，眼睛明亮，浑身透着一股坚强的劲儿。她是北大第六医院绿丝带志愿协会一名志愿者，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母亲。

　　汪阿姨儿子患病22年，首次发现是1991年，正上高二。一开始家人都不敢面对，直到1997年，儿子开始陆续住院治疗，先后住院3次。在汪阿姨看来，每次住院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0年一天，汪阿姨给已经上班的儿子打电话，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汪阿姨继而发现，儿子在网上攻击别人，还写了遗嘱放到网上。她知道儿子病又犯了，赶紧和老伴赶到儿子的住处，敲了半天门始终不开。两人屏声静气在门外听了半天，直到里面传来一声咳嗽才松一口气：“儿子还活着。”

　　这之后，两人分工，老伴继续听屋里动静，汪阿姨去派出所求民警出警送儿子去医院。一开始民警不搭理，汪阿姨连续去了一个星期，民警终于被感动了。可是，老伴也被儿子告到了派出所，儿子认为自己没病，家人在害他。

　　终于，在儿子上班的时候，老两口和民警以及居委会六七名工作人员，带着绳子等工具，把儿子从单位喊了出来，直奔医院，住上了加床。这一住就住了70天，要不是碍于经济负担，老两口不想让儿子出院，“就想让他一直住下去”，回到家“太折磨人了”。

　　从发病到住院历经数年时间，住院要靠押送才能成功实施，这也是大多数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庭的体验。

　　然而，许多患者到了医院，也常常住不进去，主要原因是医院床位周转期长。一名女子为让姐姐住院，请了6个人，每个人给500元，把姐姐送到医院，但是没有床位，女子在门诊大厅给汪阿姨跪下，希望她这个志愿者能帮上忙。记者查阅《201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发现，精神病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53.9天，几乎是各科住院患者中最长的。

　　患者一旦住进医院，大多数家庭像汪阿姨一样，不想让患者出院。今年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最长的患者已住了20多年。有的由于父母身故，兄弟姐妹各自成家，有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照顾，还有些家庭宁愿承担费用也不愿意患者出院，害怕病情出现波动。

　　被禁锢，被歧视

　　――有的被家人百般藏匿，甚至捆绑、锁在笼子里。即使是康复者，婚恋、就业也困难重重

　　3年前，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农村的司大叔给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了女儿患精神病的情况。他女儿18岁时外出打工，没多久受到挫折回家，开始发病，经常挥舞着刀子跑到村口。几次三番后，司大叔把她锁在家里，老伴专门看着她。这一关就是11年。

　　“为什么不送去治疗？”“治过了，从县里到省城都去了，只有县里能报销一点。”“一个大姑娘，总不能天天关在家里，不然这一辈子怎么办？”司大叔很无奈。

　　近日，记者再次拨通了司大叔家里的号码，他又陪女儿上医院看病去了。他老伴告诉记者，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小女儿的打工钱也都用来治病了。“为了看着她，我这么多年没出过门了，现在她虽然结婚了，但仍住家里，将来谁看她啊？”司大叔老伴说。

　　被锁在家中，成为“笼中人”，是农村大多数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现状。据媒体报道，仅河北省锁在家里的精神病患者就超过10万人。

　　城市里的患者，生活同样备受歧视。斯奇是北京的一名精神病康复者，患病20年来，家里搬了4次家，邻居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病。“没有跟亲戚、邻居说，只有居委会知道。这个病被人知道了，就抬不起头了。”他说。斯奇体型偏胖，这是长期服用药物的结果。他告诉记者，精神病类药物对很多人来说都有副作用，常见的有体重增加、犯困嗜睡、乏力等症状。没有工作经验，找份工作原本就不容易，而病史的存在更加大了难度，斯奇在求职中遭遇的各类歧视层出不穷。从2009年拿到网管证书到现在4年多时间里，他没有找到一份稳定工作。

　　2010年，斯奇参加某城区社会工作者的招聘考试，笔试面试全部通过了，但是未被录取，招聘方告诉他精神病人不宜从事社区工作，“其实就是怕我打人杀人”。这之前，斯奇还去报名参加残联组织的一些免费培训课程、招聘会等，都被组织方、招聘方以怕不好管理等各种理由拒绝了，即使他有残疾证。“也有求职成功的，但比较少，要隐瞒自己的病情，基本上都是临时工作。”他说。

　　对于年轻的女患者来说，结婚的需求更加迫切。小涵今年26岁，病史已达10年。2006年学了导游，在旅行社干过一段时间，和一名广告公司的司机处上了。“当时想着自己有病，不管什么人都先试试吧。”小涵还去了两次远在重庆农村的男方家，虽然他父母没有说什么，但小涵感觉到他们对她的歧视。3年前两人分手了。之后，小涵又处过不少人，“他们看中的是我家里的房产、北京人的身份，而我喜欢的人，比如有一个英语老师，得知我的病情后，换了手机号，qq也不登录了。”小涵说这些的时候，右手不时地捂嘴，她怕自己说这些的时候，感受到压力而喘不上气来。

　　“年轻人的婚恋、求职等困难重重，父母担心后续照顾问题，让康复人员的社会回归之路显得尤其漫长。”徐东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在月坛静心园的心理指导医生，他反复强调，社会、家庭环境的改善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最重要。

　　渴望“彩虹”救助

　　――全国每万人口仅有1.5名执业精神科医生。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农村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采访精神病患者，没有常人想的那么可怕。他们看起来和常人一样，只是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停地搓手，观察对方反应，比较拘谨。这与媒体报道的杀人精神病人大相径庭。

　　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紊乱，有时不能自控。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除了药物治疗，还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如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康复治疗等。鉴于发病原因尚不明确，药物治疗一般是对症治疗，目的是控制症状。为了减少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首次发病的患者需要1―2年的时间治疗，两次发病需要2―5年，3次以上则需要终身服药治疗。

　　“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医务人员整体水平不高，全国2万名精神科医生，每万人口执业精神科医生数1.5名，远低于全球3.9名的平均数。床位20万张，服务1600万患者中10%需要住院的人。康复机构、社区指导更是严重缺乏。造成住院难，住进来后出不去，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同时患者不接触社会，加重社会功能衰退。出院后直接回到家庭，由于条件限制及压力，病情容易复发，反复出院入院。”王绍礼说。

　　目前，我国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较重。精神病康复者小军今年住院花了三四万元，报销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费用和每月药费，让小军家难以承受。记者专门查看了精神病药物的价格，比如一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口药5毫克规格28片一盒，价格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视病情需要，可能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更高。

　　“社会关注不足，就连有些残疾康复机构都不接纳精神病康复人员。”王涌是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的一名个案管理员。他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可以避免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不能像现在这样以病人不“闹事”为管理目的。“如果没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恶性事件的频繁曝光，可能会让一些精神症状不稳定的患者产生模仿的想法，一旦出现同类事件，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更受歧视、管制，不利于康复，成为社会的包袱，加重家属的心理负担。”

　　北京、上海、广州地区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好，有开放式康复机构，也有类似“庇护工厂”的机构。但也仅限于城市地区，在重性精神疾病高发的农村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名精神病患者把社会救助比作“彩虹”：“宛如希望降临在垂死者的床前，彩虹落在狂野湍急的瀑布旁边；当万物横遭毁灭，狂急的流水卷走一切，彩虹却依然晴朗鲜艳如前。”“纳什均衡”理论的提出者约翰・纳什，这位著名的精神分裂患者，幸运地获得了“彩虹”。他的妻子、社区心理医生以及所在大学的支持，使他度过了那段煎熬的岁月，这段经历最终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歧视变成关怀，帮精神病患者找到归宿，真正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