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谈医生短缺 七成肺移植手术靠一个医生做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国共219365人通过书面和网络途径，成为逝后器官捐献志愿者。自两年前，我国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后，器官移植逐渐步入阳光地带。但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器官移植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专业医生短缺、手术费用较高等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境？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对话人：黄洁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

　　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红会做器官捐献登记的时候我就是了。支付宝上线之后，我还想第一个报名，结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没抢到第一。

　　谈梵蒂冈会议

　　“器官移植旅游”去年在中国已无一例

　　北青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2月7日至8日在梵蒂冈召开，您应邀参会，为何引起国外一些人士不满？

　　黄洁夫：之前教皇科学院发来了邀请信，我当时觉得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跟梵蒂冈也是没有建交。后来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说我应该去发出中国的声音，向世界说出中国真实的情况。我们派出了一个8人的代表团，由我担任团长。

　　其实，一开始我坐在峰会的现场，还是如坐针毡的，我们确实没有发声过。梵蒂冈峰会上很多国家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态度是“两头小，中间大”——支持和了解中国的人很少，反对我们的也很少，但是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包括之前“活体摘器官”等谣言，我们虽然宣布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但是对谣言没有发声、反驳过，(这些谣言)他们相信。

　　北青报：那这次峰会上，您是如何发声的？

　　黄洁夫：要发声必须要先改革，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取消使用死囚器官，我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在峰会上，我是用了孔子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更也，人皆仰之。”意思就是，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但是，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中国曾经是器官旅游的热点国家和地区之一，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当时用的都是死囚器官。但是，中国政府从2007年推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9年原国家卫生部要求外国人旅游要经过卫生部的批准，这之后器官旅游的案例就越来越少了。2015年中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到2016年一例都没有了。这也与峰会上其他国家提供的数据相符合，有中东国家的代表就说，他们以前都是把中国作为器官移植旅游的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再也不来了。

　　北青报：您的发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洁夫：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从怀疑变成了支持。最后峰会发表了11点声明，其中关键的几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倡议，比如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全球器官移植的监管，就是我在会上建议的，在草案中增加了进去。

　　谈器官捐献

　　应把器官捐献补充到移植条例中

　　北青报：去年我国器官移植和捐献情况怎样？

　　黄洁夫：去年我国公民身后捐献4080例，完成了1.3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器官移植的大国，我们的器官捐献数量也在世界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手术成功率比以前大大提高，其中肝移植的一年成活率超过了95%。

　　北青报：2010年初，我国政府启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但是几年来登记志愿者并不多。去年底，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登记”，到现在有超过10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

　　黄洁夫：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红会做器官捐献登记的时候我就是了。支付宝上线之后，我还想第一个报名，结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没抢到第一。

　　最开始做器官捐献登记体系是在红十字会，但是发展很慢，因为登记要填的表格很复杂，足足有3页。2014年，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先后上线，但还是有登记手续复杂等因素，到去年支付宝上线前，两个平台也才有8万多份志愿登记。所以借助了互联网平台，简化登记流程，缩短登记时间。

　　其实，做器官捐赠志愿者跟实际器官捐赠是两码事，成为志愿者就是个“yes”还是“no”的问题，再把身份证信息留下来，就ok了。

　　北青报：所以，成为志愿者不意味着一定要捐赠器官？

　　黄洁夫：我们做志愿登记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不是让大家都变成捐献者。这是一种爱心的表达，不意味着有任何捐献义务需要履行，更不用志愿者自己去联系医院。我们其实希望，器官捐献志愿者都不要成为器官捐献者。

　　真正的器官捐献还是在icu里面完成的，是需要家人同意的。每年我们在icu死亡的人数在600万左右，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进行捐赠，就能够满足目前对器官移植的需求。现在通过志愿宣传，把器官移植事业变成群众都能享受到的公共卫生服务，这样我们在icu遇到可以进行捐赠的情况时，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跟家属谈，家属也能接受。

　　北青报：您今年的提案也是有关捐赠内容纳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黄洁夫：随着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2007年的《条例》已经不适宜移植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器官移植中，捐献是关键，所以我建议把器官捐献的内容补充到条例中。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作用，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的职责与功能，包括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器官获取组织(opo)、器官捐献协调员等职能，让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和制定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奠定基础。希望条例的修订，能为未来器官移植捐赠的立法奠定基础。

　　谈医生短缺

　　专业医生短缺七成肺移植手术一人做

　　北青报：有代表委员建议，要将“脑死亡”立法或者纳入器官移植条例，您怎么看？

　　黄洁夫：脑死亡和器官捐献没有关系。脑死亡纳入条例，这是个专家的误区。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的三类标准，包括脑死亡、心脏死亡和心脑双死亡。在目前我国的捐献中，70%都是脑死亡，说明老百姓已经承认了脑死亡就可以捐献，这跟立法有什么关系？

　　另外30%中，很多都是心脑双死亡，就是我们医生判断患者已经脑死亡，无法救活，家人还是持有传统观念，希望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再捐献器官，我们就可以通过机器，保持氧和血的供应，不会对器官有损害，等待心死亡。

　　现在西方国家也有心脏死亡捐献的。所以要看中国国情，不能说西方的条例上有脑死亡，我们就要有。西方国家的器官的受体和供体要互相保密，我们国家还在推进允许捐献者家人跟受体见面，看到生命的延续，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北青报：您提到过我国心肺器官浪费很大，为什么？

　　黄洁夫：中国每年有30万人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挽救生命，减少病痛，但是现在在我们官方登记等待器官移植的只有3.1万人。原因之一是经济原因，没有钱做手术。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医生和病人并不知道有些病可以通过做器官移植的方式来治疗。去年，我国有4000多例的器官捐赠，捐献器官上万个。保守估计只是肺移植手术就可以做几千例，但是实际去年肺移植的手术仅204例，还有心脏移植只有368例，大量的心肺器官被浪费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服务能力不够，我们的医院少，医生也少，全国能做肺移植、心移植的，我都能直接说出名字来。比如，肺移植手术去年有204例，可有150多例都是同一个医生做的。

　　北青报：对于器官移植，我国医院和医生的缺口有多大？

　　黄洁夫：太大了。美国有3亿人，可以做器官移植的医院有近300家，我们有13亿人，才有169家医院。美国去年做了2000例肺移植手术，我们才204例，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没有经济原因，而我们又有充足的服务能力，去年有4080例器官捐赠，一年做1000例肺移植手术是完全可以的。

　　北青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缺口？

　　黄洁夫：我们起步慢，2015年才开始。过去器官来源不透明，这种环境下很难培养出太多医生，培养一位医生要经过很长时间，比如肺移植，如果没有连续做过10到15例手术，技术都是有限的。2015年之后，我们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也从原来的600多家减到现在的169家，

　　北青报：我们要如何尽快补足？

　　黄洁夫：今后新的工作重点是培养专业的医生，我希望未来5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将增加到300家。今年我们计划增加10到20家器官移植医院，选择标准首先是以前成功做过移植手术的，有学科带头人的，带头人最少是我认识的，在国外受过训练的，有很好的技术基础的。其次，要有10例以上公民器官捐献，其中肝肾移植一年成活率要达到100%的，不能有死亡。此外，如果医院有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能从事心肺移植医生，我们可以把器官捐献数量的要求放宽到3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