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女婴低烧接种疫苗致残14年后获赔48万元

　　2016-08-09 讯　毛泓终日卧床，肋骨紧顶着她的胸膛，仿佛下一秒就会破皮而出。四肢几无肌肉，唯有一层皮，瘫软在骨头外边，如同枯柴。

　　2002年，毛泓不到1岁，河北唐山一家医院给正在发低烧的她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此后，她颅内感染，再也没能学会走路和说话。

　　为何低烧仍被接种疫苗？有无医疗过错？毛家开始了与医院的14年“抗争”——历经6审，3次被驳回。8月8日上午，他们终于拿到法院判决的48万元赔偿。

　　对毛家来说，等待太长，赔偿不多；而即使再多，命运也难以扭转。毛泓的母亲，14年前离家出走，再无音讯；父亲毛钢，为了多赚钱，开车运起了危险化学品，动辄三四十吨；姑姑毛钰凌，39岁依然单身，在附近城市的大型商场做销售。

　　女婴低烧接种致残

　　活了61年，毛泓的奶奶吕莉终于知道，小区的路灯是凌晨3点半关闭的。每当毛泓凌晨哭啼的时候，要么是口渴，要么是天热，老人知道该出去透风了。在路灯关闭之前，她与老伴要推着十几岁的孙女遛弯儿，而孙女躺在一张1.4米长的输液床上。

　　如果饿了，毛泓可能会咬着旁人的手不松开，吕莉就知道该喂食了。

　　14年前的2002年1月29日，吕莉没想到孙女会有今天。那天是A群流脑疫苗的接种日。

　　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上，记载了那一天——在注射疫苗之前，吕莉感觉孙女有点儿发烧，于是先到村医处测量体温，结果为37.3℃。接着，吕莉又抱着孙女来到了丰润镇中心卫生院门诊咨询。卫生院最终允许孩子接种疫苗。

　　判决显示，接种疫苗后，毛泓在卫生院血项检测中的白细胞数目，已远超正常值。值班大夫给她开了消炎药。

　　意外来了。4天后，毛泓呕吐、发烧、抽搐，入住原丰润县中医院，诊断是化脓性脑膜炎。同日，她又转住唐山市妇幼保健院，诊断为颅内感染。

　　出院的时候，毛泓的病历上，又写下了“结核性脑膜炎、粟粒性肺结核、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

　　军人出身的毛钢，此刻不吃饭，不答家人问话。之后的4年，他也不再工作。

　　吕莉说，当时她担心儿子寻死。

　　曾经，全家都爱给毛泓拍照。毛钢退伍纪念的相册里，女儿或被奶奶、爷爷托着脚，或坐在自父亲的腿上，或穿着红底白花的外套扶着站立。有一次，她撞到了墙，家人赶紧抓拍了她张嘴大哭的脸。

　　“等你长大了，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哭是什么样子了。”吕莉那时憧憬。

　　似乎不会等到那天了。躺在客厅的输液床上，毛泓大小便开始失禁。床头，二三十条尿布，窗外，又晒着二三十条，“不够用啊，洗衣机每天还要洗两三道”。

　　她的头顶缓缓胀大，眼眶内凹，眼球向上翻着。下肢僵硬，膝盖始终弯曲。

　　2005年她被华北法医鉴定所鉴定为“脑积水致四肢瘫痪、智力发育障碍，终身残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属一级伤残”。

　　而还没等到这份鉴定出炉，事发当年，毛泓的母亲就离家出走。几年后，法院判了离婚。

　　7年后省检察院抗诉

　　发烧时能不能被接种疫苗？显然不能。

　　毛家人原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起诉卫生院也绝对没有悬念。

　　法院不这么认为。2006年8月，丰润区法院驳回了毛家的起诉。该院认为，此案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而国家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和处理办法，应到相关部门申请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两个月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索赔不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啊，而是认为卫生院有医疗过错。”毛家人坐不住了，老人想去外地讨说法。

　　其实，即使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北京、山东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规定，不同意接受补偿的，申请人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带上两块烙饼，年过半百的老人上路了，吃完了，就买白馒头，不然“一碗面要3元”。夜晚，他们捡了条电热毯，铺在车站广场和衣而睡，下半夜凉了就钻进候车室。

　　“当奶奶的都这样，何况当爸爸的呢？”毛钢重拾旧业，开起了货车；比他大一岁的毛钰凌到了另一座城市，与朋友合伙卖衣服。

　　谁也不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熬多久。7年之后，2013年2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认为当年的判决“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检方表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因接种单位违反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等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诉讼，眼看能回到证明卫生院有无医疗过错上了。拿到指令再审裁定书，一出法院大门，这位倔强的老太太泪流不止。

　　吕莉庆幸，2006年年底，家人通过一家律所找到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中心的审查意见是，毛泓接种时已身患感染性疾病并伴有发烧，在此情况下，应当对原发性疾病诊断明确并治疗，暂缓注射该疫苗针。“目前患儿的残疾后遗症，是由于预防注射流脑疫苗针时对禁忌症把关不严，加重原有疾病所造成的，属于多因一果性质。”

　　吕莉发现了暗藏的“医疗过错”。她不知道，这份鉴定系由单方委托，其实在诉讼中作用有限。但这些话，足以让她备受鼓舞，直到等来检方抗诉。

　　抗诉之前，卫生院也与毛家协商多次了。2008年12月，卫生院表示虽然不应该负全责，但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愿赔33万元。毛家不同意，要求赔偿254万元。

　　谈判破裂。卫生院认为，他们的政策“宽松到位”，而毛家的诉求“没有政策法律依据”，甚至“属无理要求”。

　　“妈妈说了，要等法院判决。”毛钰凌咬着嘴唇说，“我问妈妈，你就不怕打不赢？妈妈说，我不赢，你打；我死了，你接着。”

　　“答非所问”的鉴定委托

　　再审开庭的日子还没敲定，2013年，毛泓的病情却加重了。她呕吐不止，起初，吐的是食物，接着，开始吐血、胆汁，甚至疑似腐肉。

　　从那以后，每天毛泓至少要输3瓶液。失血多时，还要加人血白蛋白，每瓶四五百元。奶粉则是这个少女的主要食物。

　　埋在药堆里，吕莉快哭了：“这孩子，几乎是靠水养着。”

　　低烧接种到底算不算医疗过错？医疗过程与残疾有没因果关系？毛家越来越想知道这一点。

　　官司在2014年挪动了一小步。负责再审的丰润区法院，组织原被告由唐山市医学会做了一份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接种A群流脑疫苗，不会导致结核性脑膜炎、粟粒性肺结核、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接种与前述疾病属于偶合；患儿现状应为结核性脑膜炎未正规、科学治疗形成的后遗症，与接种无关。

　　事实上，这是一个“答非所问”的委托，唐山中院此后的二审裁定也认为，丰润区法院委托的是接种疫苗异常反应鉴定，与毛家想鉴定的前述两事项不是一回事。

　　但在当时，毛家没有在限定期限内申请重新鉴定。“我们担心重新鉴定结果更不利。”毛钰凌盘算，她希望，法院能采信她们单方委托的华夏所的鉴定。

　　事与愿违。2015年4月，丰润区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偶合病例，接种单位没有责任，对毛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察觉鉴定争议的唐山中院，随即在4个月后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

　　此时，治病、买奶粉、请律师，毛家的经济已愈发紧张了。异乡打工的毛钰凌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过年有3倍工资”；回唐山舍不得坐高铁，“高铁贵了20元”；她也不再买新衣服了，“衣能蔽体就行”。

　　货运司机毛钢，运输的货物已变成了危险化学品，动辄三四十吨。月薪，能多三四千元。

　　每人省下的钱，都兑成了一罐罐奶粉、一瓶瓶药水，往家里搬。

　　这没能阻挡毛泓变得虚弱。她的肌肉越来越少，皮囊瘫软在骨骼上，身体僵硬，谁一抱起，似乎抱的是一块“活标本”。头发也几乎停止生长了。

　　毛钢新生的小女儿，对此浑然不知。1岁多的她，曾把一瓶椰汁塞向毛泓的手：“姐姐，你吃，你吃。”

　　姐姐没法抓，哀鸣。毛钰凌看着，哭了。

　　14年等来48万元

　　吕莉，跑不动了。高血糖袭击着她的身体。

　　毛钰凌，年纪大了。39岁的她仍然单身，差点儿被母亲“自杀劝婚”，“结婚哪里有那么容易？家里情况这样，我是要把钱往家里贴的，几个男人愿意？”

　　毛泓，依然“啊”“啊”叫着。15岁的她只能卧床接受药水、奶，说不出一个词语。一台盒式放音机的线缠绕着她的手臂，重复播放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一家人愈发疲惫的时候，2015年12月，丰润区法院第三次驳回了起诉。

　　原来，法院询问毛家是否申请做医疗过错、因果关系等鉴定，他们再次拒绝了。毛钰凌说，他们不信任丰润区法院，坚持要以单方委托的华夏所鉴定为定案依据。

　　与上轮一审一样，丰润区法院再次采信了唐山市医学会的鉴定：“本例属于偶合病例，接种单位没有责任。”

　　吕莉的防线已然崩溃。“我们拼命维护着孩子的生命。”她抱起孩子痛哭，盼着孩子能活到赔偿判决。

　　迟到14年的判决终于来了。2016年7月14日，唐山中院终审认定，毛泓在卫生院处接种小儿流脑疫苗时，伴有低烧情况的事实存在。

　　令毛家兴奋的是，判决写着“卫生院在毛泓发烧中还给其注射疫苗，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因为，《河北省儿童预防接种手册》已经明确“正在发烧、腹泻、抽风的不宜接种，应积极治疗，然后补种”。

　　判决同时认为，毛泓注射疫苗时本身已有疾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卫生院的民事责任以赔偿总损失数额（181.6万元）的25%（即45.4万元）为宜。此外，酌定由卫生院给付毛泓精神抚慰金3万元。

　　在代理人、北京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峰看来，25%是法院自由裁量的结果，没办法评价25%或50%的比例是对是错，诉讼之所以漫长，“难在它归根结底是医疗过错的问题。它本身不是疫苗的问题，但又牵涉到接种疫苗过程，所以就复杂了”。

　　毛家要求卫生院执行判决。卫生院账上资金不够，8月8日上午，上任不到半年的新院长向其他单位借了钱。没过多久，毛家的手机，收到了48万元的转账提示。

　　但毛钰凌高兴不起来。家里已负债累累，这笔钱将有一大部分用于还债，生活依然难以维持。他们计划继续申诉或申请各种援助项目。

　　她差点儿申请到了援助。在项目办公室哭了两三小时之后，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有住院号，马上放款。但问了好几家医院才发现，大家都不愿收治病重的毛泓。

　　“有时候想，孩子还不如当时就没了呢。没了，她就不用受这么多罪了。但要是真没了又舍不得。”她眼泪打转，“我们只希望，她活着少受点罪，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恨不得代替她吐血。”

　　“这事儿完了吧？这一次该结婚了吧？”毛钰凌的朋友问。

　　不结，不孝；结了，侄女咋办？毛钰凌想了想，没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