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2 09:03 来源:网友分享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县教育局官员则坦承,“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但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475除以5是多少?”5月13日下午,在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的一个深山小院里,赤塅完全小学(以下简称:赤塅完小)校长尹鹏波正在给莎莎上数学课。
莎莎列好竖式,商9,接下来几秒钟,捏了捏笔,不知道怎么算。
尹鹏波拿起笔问她,剩下25,5乘以多少是25?
迟疑了几秒钟,莎莎在竖式上面写上了“5”。
莎莎今年11岁,本应该在赤塅完小读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第二次失学后,尹鹏波主动请缨,为莎莎单独开课。
“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说。
宁乡县教育局官员则坦承,“现在的做法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利,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
专家估计,截至目前,我国像莎莎这样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
莎莎的病
从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四米多宽的柏油路,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
莎莎和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处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个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女,盖章的地方写着2000年5月17日。
2006年3月,她七个月大时,妈妈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为艾滋病去世。这张照片成了她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莎莎的爸爸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无从知晓。吴应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曾和戴淑英说,他得了艾滋,会死。
老两口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艾滋病是传染病。
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应秋发现,莎莎的左边脸肿起来了,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没查出什么问题。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蓝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来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脓包。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但是镇上只检查出来脑瘤。”莉莉回忆。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7个月后,莎莎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
艾滋来了
葬礼上,吴应秋烧掉了儿子穿过的所有衣服、用过的被子、脸盆、水桶。
正是暮春时节,高山村盘山路两边的稻田马上要播种,烤烟已经冒出了小绿苗,鱼塘里的鱼游来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
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罗素珍赶紧找到以前和吴鹏飞一起打过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原来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来找她了。
风言风语传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点敏感。对两个孙女说,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一时间,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面子上挂不住,吴应秋决定,一家人去宁乡县疾控中心做检测。
2015年4月20日,检测结果出来,吴应秋、莉莉艾滋病初筛的结果是:阴性。医生告诉他们,阴性就是没得病。
吴应秋拿着检测结果,挨家挨户找人絮叨“我们没有病”。几次下来,检测报告已经被揉得皱巴巴。
村民们敏感的神经终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一直没有看到莎莎的检测结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瞒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