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留守岗位的乡村医生大多50岁左右

　　2016-07-22讯　　我国有近百万名乡村医生，他们是亿万农民的健康“守门人”。目前，乡村医生收入较低，年轻人才流失严重，留守岗位的医生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从整体上看，乡村医生面临着青黄不接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关心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内心诉求，对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获得便捷、价廉、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有着重要意义。盛夏时节，本报记者分别探访浙江、安徽、甘肃等地的乡村医生，近距离了解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在浙江省安吉县新上塘村，不少村民上午8点就来看病。值班的村医施震林忙个不停，问询、检查、开方……

　　11点，上午的病人终于看完。施震林伸伸腰，趴在桌子上休息5分钟后，又拿起了血压监测仪，准备动身。“按计划，今天要去上庄村。”施震林说，“最近天气太热，村里有几位老人身体不好，我过去看一下。”

　　一来一回，路程较远，赶不上饭点，他就在村边小店吃了几口。

　　41岁的施震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干了18年村医。他的父亲就是老村医。 1997年，他从卫校毕业后，回到上庄村子承父业。2004年取得助理医师职称，开始独立行医。

　　2007年，施震林所在的村卫生室合并到新上塘村卫生室。当时，村医还很苦，人才流失严重。

　　那几年，施震林的好几个同学离开乡村去了大城市。可他每次想走，都没走成。一是家就在这里，二是村民离不开。这两份感情，牢牢拴住了他。

　　在乡村，病人多，医生少。安吉县出台了许多政策，扩充村医力量。“现在要请一个村医来，我们都当宝贝一样，生怕他不满意跑了。”施震林笑着说。2013年，县里出台70岁以上乡村医生退出机制，73岁的父亲退休了。

　　施震林说，他曾到一个村级卫生室，发现病人输液的时间特别快。原来，不是因为护士没有调节好，而是村民自行调节了滴数。“施医生，我们还要赶回去烧饭，要接孩子放学呢，滴数不能太慢。”有村民说。“输液过快可能导致生命危险，不能自行调节滴数。”施震林耐心解释着。虽然已经是中午，他顾不得吃饭，找来村民谈话，科普输液用药知识。

　　2015年，施震林通过努力考上了县卫计局的事业编制，原本可以到条件更好的中心卫生院工作，但他没有去，还是留在了新上塘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继续当一名乡村医生。“在家门口工作，生活成本不高，也有成就感，知足了。”施震林说，“我习惯和老乡在一起。”

　　早晨6点，安徽省全椒县十字镇杨庄村卫生室就开门了。84岁的李少成戴着草帽，来到卫生室测血压。村医徐成发对他说：“你的血压降下来了，但药还要继续吃。”

　　2009年，杨庄村和邻近的大郑村合并，组建新的杨庄村，村卫生室仍在杨庄。由于大郑不是建制村，卫生室建设项目无法落实。考虑到村民的就医需求，在县卫生局的协调下，村里在大郑村租了4间民房，镇卫生院对房屋进行整修，并提供了必备的医疗设施。

　　杨庄村两个卫生室相距3公里，这下可忙坏了徐成发。他骑摩托车两头跑，连下雨下雪都不能停，不但要看门诊，还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村民看病。目前，他先后为2500多位村民建了健康档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精神病人每年要入户随访4次。

　　如果遇到发大水，徐成发就根本顾不上回家。杨庄村地处滁河流域，地势低洼，有两个圩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每次洪灾后，他要到灾区巡诊，逐户进行消毒，指导村民饮食，遇到疫情及时上报。他的旧摩托车每年都要到镇上修很多次，村里为他解决部分汽油费。

　　“政府不但建了标准化村卫生室，还配了常规医疗设施，工作比较顺心。”徐成发说。他在杨庄的时间多一些，每次到大郑，村民都会挤满卫生室，多数是检查身体和健康咨询。

　　大郑街北组董仕英老人已90岁，行动不便，徐成发到家里为她检查身体。老人患高血压、心脏病好多年了，都是徐成发看病。检查完，董仕英拄着拐杖送他出门：“我真是舍不得徐医生，他为我看了20年病。”

　　“农村医疗条件落后，风险大。”徐成发说，“我们收入很低，但一点差错都不能有。”为解除乡村医生的顾虑，全椒县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将村卫生室纳入统保范围，最高赔付可达40万元。

　　51岁的徐成发当了30年乡村医生，如今工资每月2000多元，由药品零差率补助、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和一般诊疗费补助构成。徐成发说：“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每月可拿300元补助。儿子今年28岁，还没成家，我这点工资仅够维持生活。”

　　“乡村医生是医还是农？如果是医生，政府应该解决养老问题啊。”正说着，徐成友的手机响了，“我要到大郑门诊点去，一位病人该打针了。”说完，他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

　　早晨7点多，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侯家峪村卫生室，村医张善英开始忙碌起来。这一天是65岁以上老人慢性病监测的日子。

　　“以前的卫生室，都是从自己家里腾出房子，面积小，地理位置也不好，村民看病不方便。”张善英说，这间临街的卫生室由村里提供，卫生局统一配备器材，比以前好多了。

　　话音未落，一位老人走进卫生室。张善英赶忙起身，扶老人坐在诊疗桌前，细心地挽起老人的衣袖，开始量血压。测完血压后，她将测量结果拍了下来。

　　“为了方便监测村里老人的慢性病，每次检查后我都会拍下照片，打印后与文字材料一起存档。”张善英说。父亲是村里的老村医，她大学毕业后，跟着父亲为村里人看病。后来，张善英考取了村医行医资格证，顺利接了父亲的班。

　　张善英说：“父亲那一辈的村医主要靠看病卖药为生。如今，我们‘医二代’收入不再靠卖药。”

　　张善英获得村医身份后，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劳动合同，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2016年1月起，甘肃省实行在岗村医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保险金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项目补贴是张善英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因为常年辛苦劳作，很多村民患有颈、肩、腰、腿痛等病症，而拔火罐、艾灸等一些中医治疗成为缓解疼痛的有效方法。中医门诊治疗1位患者补贴6元，接诊的人数越多则收入越多。

　　甘肃省实施基本药品零差率销售，彻底切断“以药养医”的链条，给村医定额补助。从今年1月起，补助标准由每月200元增加到300元。去年，张善英收入为2.3万余元，其中包含公共卫生服务补助1.1万元，药品零差率补贴2000元，服务和管理村级慢性病患者、计划免疫等绩效工资以及接诊门诊费用1万元。

　　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人每年普通门诊统筹补偿封顶线为60元，每次就诊、取药消费上限为30元，扣除村医6元诊疗费用，村民每次实际付费上限为24元。费用的结算都要通过新农合“一卡通”来完成。24元能购买的药品非常有限，如果村民要购买超出限额的药品，就必须分两三次。

　　“这样一来，很多村民改为现金直接购买。”张善英坦言，“村民用现金购药，村医即便提供了诊疗服务，也无法获得诊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