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只有医生才做，表达对医生的感恩

3月30日是国际医师节，由美国发起，后被欧美国家普遍采纳，以此表达对医生的感恩。

　　在美国，医生节当天，许多百姓会为曾医治过自己的医生送上一张小卡片，更有人来到素未谋面的过世名医墓前，放上一束康乃馨。行医不易，让我们对医生的敬重和感恩不再仅局限于一个节日，而是春风化雨于日常。因为，为患者重建希望，与患者一起面对死神不畏惧，不惊慌，这些事儿，只有医生才会做。

　　艾滋病患者的血喷了她一脸

　　陈利军在北京地坛医院职工门诊专门负责职业暴露登记工作。在这个国内排名前三的知名传染病医院，从2005年到现在，包括乙肝、丙肝在内，该院登记在册的有职业暴露风险的为400多人次。从2009年到2013年，登记在册的有艾滋病职业暴露风险的为41人次。在他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一个出现次数最多的名字--骨科主任张强。从2011年开始，艾滋病、乙肝、丙肝、梅毒……他都因为手术发生过职业暴露。

　　骨科护士长蔡娟早已记不清主任五次感染都在何时，她只记得，第一次艾滋病毒暴露的时候，一根细钢丝穿过两层手套扎入主任的手指。张强淡定的完成剩下的手术后，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主任的妻子哭了……

　　不仅是张强。

　　刘彦春是该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就在前几天，她刚刚与艾滋病毒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那是一位28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患者肛门处布满了尖锐湿疣，脱肛、出血。“这样的患者如果不治，他只能等死。”

　　令刘彦春没想到的是，因为疼痛，患者在手术过程中一挣扎，血喷了出来。刘彦春的脸上、手上、裤子上都被喷溅了血。眼瞅着患者的血顺着手术单开始往下流，她想也没想，按部就班地给患者切瘤体、止血……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淡定。2001年，刚参加工作半年的刘彦春给一名消化道大出血的艾滋病患者量血压，一不小心，血溅到了刘彦春眼睛里。当她回到办公室时，才想起让护士长帮忙看看，眼皮上还有未干的血迹。

　　那一晚，从未失眠的她失眠了。一旦感染，工作不能做了，职业生涯结束了。孩子才八九岁，老公也常常提醒注意别感染。医护人员是家里最坚强的那个人，刘彦春硬是没跟家里提过一个字。

　　第二天，刘彦春开始吃预防艾滋病的药，虽然药物副作用让自己晕晕乎乎，但还得上班;第四天，她自己停了药，药物反应大到没法上班，她决定赌一把;一周后，病毒载量没有问题，似乎可以排除一点;一个月度日如年，拿到化验单时，找个安静的地方偷偷地打开，暂时没有问题;第三个月，以防万一又查了一次血。这样的心理过程是每个经历过职业暴露的大夫的必经之路。

　　向最危险的地方前进，他有专业的兴奋

　　2014年8月11日，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凌航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院里来了电话：接到上级指示，组建8人医疗队，支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王凌航立马调转车头……这并不是王凌航第一次朝最危险的地方前进。从2003年至今，多次国内传染病爆发，都有他参与救援的身影。

　　2003年，sars来临，王凌航 在重症监护室负责全北京唯一一位需要透析的重症sars患者;2008年，手足口疫情，一晚上给七八个患儿做腰穿是家常便饭。

　　正是这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王凌航受到了历练。而彼时，接到电话的他又将辗转3段航程，到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参与埃博拉国际救援。

　　到达的第一天，几内亚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当地居民围攻了村子，七名工作人员被石头活活地砸死!随后被处以当地最严酷的刑罚--抛尸粪坑。

　　对于埃博拉，可怕的是没有特殊的药物治疗。更可怕的是，当地重症监护设备并不充裕。医疗驻地和中几友好医院仅一墙之隔，这个医院曾受到埃博拉导致6名当地医护人员死亡的重创。

　　在几内亚期间，王凌航参与了7期who的区域性抗击埃博拉协调会，并将每日疫情进展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的反馈及时形成报告，上报几内亚使馆及国家卫计委以供做进一步的决策。他利用专业优势，对驻地医疗队进行了腹泻、感染性腹泻，发热、皮疹鉴别等培训。几内亚公共卫生条件恶劣，蚊虫肆虐，王凌航结合当地医疗队的条件以及疟疾的最新who指南、cdc防控方案给医疗队做培训，澄清了很多关于疟疾的不正确的认识，建立医疗驻地防疟、抗瘧的详细咨询、用药方案。

　　有时，讲着讲着，没电了，空调不转了，大伙就在帐篷外面开露天讲堂，讲着讲着，被蚊子叮了，就赶快吃几片随身携带的疟疾药。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滞留在几内亚的华人没有一个人发病。

　　疾风知劲草。每一次突发疫情，每一次的临危授命，对王凌航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施展专业才华的机遇。他没有想过畏惧，因为将个人安危置于病人之后是医生的必然之选。他用多年积累的“长足”的准备，迎接每一次与疾病的“短兵相接”。

　　她用剪刀一点点剪去伤口腐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整形烧伤科的傅晓瑾，白大褂的左侧口袋上佩戴着一个特殊的职业牌——创面治疗师。正是她们，让一个又一个难愈合的伤口，恢复到几近正常。

　　“大家动起来,‘vip患者’来了!”周五下午两点，傅晓瑾一声令下，大伙儿都忙活开了。腾出治疗室最里面的那个床位，铺上垫子，准备好各种敷料。“vip患者”是一位年近八十的老爷爷，心脏有三个支架，还得了天疱疮——浑身上下起杯盖大的水疱，然后破溃、结痂。

　　天疱疮是由于身体免疫力低下导致的，住在皮肤科病房里怕交叉感染。一年前，老爷爷转到该院，由于创面太大，门诊无法换药，烧伤整形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傅晓瑾都熟练地戴上手套，拿着镊子开始处理创面。逐渐愈合的伤口周围多出了很多死皮，一边离开了皮肤，一边却紧紧地嵌在伤口里，虽然只有两天没清理，却有一些变成了黑色。傅晓瑾一点点地撕去死皮，刮掉伤口表面的腐肉……

　　这样的换药已经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一次了。

　　记得老爷爷第一次来的时候，伤口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一眼望过去，全身上下都是红色的创面，需要十个护理人员一起出动，一次换药需要一个多小时。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脱胎换骨”中，现在伤口面积不到百分之五十。

　　几年前，傅晓瑾就火了!

　　“北大医院好!傅晓瑾好!治好了我的腿!”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手举一张手写的感谢信，从门诊楼一楼开始转悠，一直转到五楼的整形烧伤科。整整一个上午，他都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别人看到的是患者有些极端的感谢方式，只有傅晓瑾才知道，换来这位患者这样的感谢，有多么不易。

　　还记得患者第一次来到诊室的时候，拖着湿哒哒的鞋套，散发的臭味熏走了走廊里所有的人。把患者领进诊室，傅晓瑾才知道，一个溃疡，患者已经跑遍了十几家医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却没有一家能够治好，甚至没有一家能够说明白病情。

　　解开患者的鞋套，她发现，患者的伤口并不难治，只是时间太久。可同时也发现，这个患者不是一般人。

　　找来专门清洗的桶，给他泡泡脚，让脏东西软软，便于进一步操作，他会问：“你们给我怎么治呀?能治好吗?”把伤口表面的分泌物清理干净，将突出皮肤表面的黄色腐肉用剪刀一点点剪去，用专用的消毒水清理，打上敷料。

　　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敷料多少钱?”治疗完后，他得对着费用清单一项项核查，敷料是不是用了这么多，操作到底有没有做?

　　傅晓瑾不是不头疼，可她转念一想，“我们倾听，让病人说出他的痛苦，也是心理疏导的一个方式。”

　　正如老爷爷的老伴儿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碰到她们，我们的命运就是东闯西闯，我真的不敢想。”对于很多在傅晓瑾这就诊的患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