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分烟企用伪科学手段对抗控烟

　　“虽然社会关于控烟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烟草业变换着各种手法进行对抗。”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卫组织将“烟草业干扰”选定为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针对“烟草业干扰”这一主题，卫生部部长陈竺昨天表示，国家对烟草业一些欺骗性的宣传活动，要有严格的监管，只有这样控烟工作才能真正实现。

　　针对当前的控烟形势，陈竺表示，我国作为烟草最大的生产国和销售国的状态还在延续，近年来烟草产量在增加，这说明烟草危害有增无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烟草企业也在变换着手法变相推销产品。虽然社会关于控烟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烟草业变换着各种手法进行对抗，包括用一些伪科学的手段，可以说是一种欺骗的手段。

　　当前，有不少人认为，烟草业上缴了大量税款，给经济作出了贡献。陈竺对这一观点也进行了驳斥。陈竺说，实际上专家早有研究，烟草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对税收所谓的贡献，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吸烟造成了患者、家庭、社会的巨大的伤害，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世卫控烟公约的要求，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国家对烟草业一些欺骗性的宣传活动，要有严格的监管，只有这样控烟工作才能真正实现。

　　各地控烟模式

　　上海

　　健康促进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卫生、教育、文广影视、体育、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进行控烟监督管理工作。

　　哈尔滨

　　市、区卫生部门负责防止二手烟危害的日常工作，市、区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负责防止二手烟危害工作。

　　广州

　　爱卫会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开展控烟工作。

　　香港

　　禁烟执法主要由卫生署专责成立控烟办公室及警务处执行，并授权3个政府部门在其辖下场地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控烟20年 谁来执法仍是难题

　　1995年，北京通过了中国第一个控烟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爱卫会被确定为北京控烟的执法主体。尽管如此，近二十年来，“执法弱”、“执行难”，到底谁来具体执行控烟执法？就如公共场所难禁的烟雾一样，困扰着北京控烟之路。

　　【问题】

　　爱卫会执法权限缺失

　　爱卫会，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在北京1995年制定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中，被规定为“控烟”的执法主体。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爱卫会并没有专职的控烟监督队，是由区县爱卫会、街道和乡镇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员进行监督检查。街道办人员也并非专查控烟，而是和计划生育等工作一起进行。

　　北京市爱卫会负责人表示，每个月自街道、乡镇都会汇总报表，全市大概能够覆盖1万个单位左右的控烟情况。

　　根据1995年的法规，北京对于违法禁烟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均制定了明确的法则。单位可被处以1000-5000元的罚款，个人也可处以10元罚款。

　　但仅过了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使北京的控烟立法一些条款同上位法发生了冲突――爱卫会的卫生检查员不再具有罚款资格。也就是说，爱卫会对于违法吸烟的人员只能进行教育、警告、劝阻。

　　北京市爱卫会一位负责人认为，控烟并不是为了处罚。“你劝他，他把烟灭了，目的就达到了。”但更多的意见称，控烟效果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爱卫会缺乏执法权限。

　　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也认为，由于控烟的工作量非常大，以爱卫会现有的人员、权责来说，很难真正达到控烟执法目的。

　　【现状】

　　专门控烟队伍组建难

　　组建一支队伍“专攻”控烟，曾是北京市近年控烟工作的一个探索方向。

　　“香港就是这样的模式。”爱卫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精力集中”，而且便于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组织、协调。

　　2008年，为举办“无烟奥运”，北京以“政府令”形式，颁布《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委托市、区两级卫生监督部门，开展公共场所禁烟的监督执法。

　　去年5月1日，卫生部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意味着室内公共场所应开始全面禁烟，也明确区（县）卫生监督所，成为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一线执法主体。

　　但是，该系统并没有专门的控烟执法队伍。当年，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李亚京计划以此为契机，向政府申请适当增加编制，在卫生监督系统内，建立一支“禁烟执法”队伍。

　　不过，这并未成为现实。目前，北京市、区两级卫生监督系统执法人员共1000多名，负责的领域已经涵盖了餐饮卫生、消毒产品、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等等，根本难以抽出专职部门、人员负责禁烟执法。以东城区卫生监督所为例，室内公共场所的禁烟监察职责划归公共场所卫生监管的科室。据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刘清华介绍，该科室仅有7人。刘清华坦言，在东城，2008年北京市政府控烟令实施至今，尚未对在公共场所违规吸烟个人进行处罚。

　　【探索】

　　控烟执法权有望分散

　　不过，今年3月开始征集社会意见的《北京控烟条例》（专家建议稿）中，并没有再提及“专门建立一支执法队伍”。

　　“建立执法队伍还是需要的，但不能光靠一支队伍，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领导机关，进行协调、指导、促进。”条例主要起草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昨天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专门建立起一支执法队伍，会面临执法人员的工资和编制等诸多问题，现实中并不可行。“北京那么大，一支队伍能有多少人，转也转不过来。”

　　“首先是考虑效果，其次是节约行政成本。”应松年表示。按照建议稿的思路，卫生、教育、文化、交通、工商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都需要履行控烟职责，并成立专门的控烟工作领导小组。

　　他说，这个控烟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将控烟执法权“分担”到了各个部门。比如，医院的控烟将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学校的控烟将由教育或人力社保部门负责，商场控烟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文化、娱乐、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烟分别由文化、体育、旅游、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等等。

　　应松年介绍，按照这一思路，处罚权也将分散到各个部门，由各部门的执法队伍来负责。“控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各个部门都要参与进来的，采取的应是公共治理的思路。”